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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版3  4下一版 2011年10月27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所有梦想都开花
——看中山市如何从制度上打通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渠道
本报记者 万建民 庞彩霞 郎 冰
中山市小榄镇专门为外来务工者举办运动会,让他们在城市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付希华摄
中山市港口镇举办的招聘会吸引大批应聘者到场求职。 余兆宇摄

全国上亿农民工,有三分之一在广东。

统计显示,1980年广东流动人口不到50万人,2010年达到3667万人,30年间增加了70倍。与此同时,广东GDP总量从1980年的245亿元增至2010年的45473亿元,增加了185倍。有学者测算,农民工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以上。

一批批农民工来了,又走了。他们干着最累最苦的活、拿着微薄的工资,为城市的现代化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却从来没敢想过、也几乎不可能在这里找到一方扎根的土壤,直到80后、90后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流。这些基本不怎么会干农活的年轻人,成了“回不去的一代”,即使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他们也不愿再回到农村。做一个城里人,成为他们卑微而又幸福的心愿。

然而,“做一个城里人”谈何容易?即使历尽千辛万苦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一间可以容身的房子,离“城里人”还有很远的距离,户籍、教育、社保……甚至生活习俗等文化上的差异都是横亘在农民工和城市社会之间的一道道鸿沟,农民工进城的路太长、太长。

2009年,外来人口占比达到53%的广东省中山市率先推出农民工积分入户、入学制度;此后,中山又陆续出台一系列举措,不断消弭本地人和外来人员的身份隔阂,努力推进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务和平等发展机遇。

10月中旬,我们在中山进村入厂,倾听外来务工人员的心声,感受他们的欢乐和辛酸,和他们一起“丈量”进城的路到底有多长。

努力寻找向上的通道

外面阳光灿烂,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制造一部的检验车间却灯火通明。这是一家生产各种光学镜头的企业,精细的镜片需要在强光下仔细检验。

乔洪波用两个手指撮住拇指盖大小的镜片,放到强光灯下转一圈,检验抛光、磨边是否齐整,放下这片再快速撮起下一片,动作熟练。

撮起、检验、放下,这个过程不足10秒。一个班次10小时,除了吃饭、上厕所,每位工人要穿着防静电服、戴着口罩和眼罩、站在狭窄的工位上完成3000块镜片的检验任务,平均每分钟5到6片。

“时间长了,眼睛肯定不好使。”乔洪波2004年出来打工的时候,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在生产线上一站就是10来个钟头,底薪却只有430元,熟练了一个月能拿到1200元左右。当时,他刚刚20岁。

“要学会一门技术!”乔洪波说,招工时他对光学企业毫无概念,以为“就是跟灯有关吧”,但很快他就发现,不懂技术,在厂里只能干最苦的活、拿最低的工资。凭着聪明好学,他换了技术工种,不久又跳槽到刚刚成立的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还当上了线长。

每一个打工者都和乔洪波一样梦想学会一门技术,这是在工厂为数不多的“上升”渠道之一。不懂技术,他们只能日复一日重复流水线上“机器”般的动作,直到身体状况不再适合这个工种,换一个工作,或者回家务农。

乔洪波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了“上升”通道。今年,公司在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办了“舜宇班”,他是首批13名学员之一。“听说积分入户的时候能加分呢。”虽然离那个梦想还很遥远,但乔洪波已经忍不住开始憧憬加入中山户籍、一家团聚的日子。现在他爱人也在舜宇公司打工,两岁的孩子在湖北宜昌老家由老人照顾。

积分管理政策让更多的农民工看到了希望。此前,即使通过学习技术,在工厂挤进了“上升”通道,要在城市安定下来对农民工而言仍是一个奢侈的愿望,其中孩子上学是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年来,众多农民工外出造成的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而打工进入了“上升”通道的那部分农民工,最大的诉求就是在城里为孩子找一张安稳的书桌。

“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努力,总能看到希望。”和乔洪波相比,成喜英离梦想更近一点——她的积分入户材料已经送到公安机关,很快就能办理入户中山的手续。户籍问题解决之后,她再也不用操心儿子上学的问题了。

这已经是成喜英第二次申请积分入户了。第一次申请的时候,她积分不够没申请上。今年,成喜英参加了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办公软件应用模块操作员国家职业资格考试,有了加分。“如果这次分还不够,我就下决心把大专自考文凭拿下来。”成喜英说,自己1997年初中专毕业出来打工,做过质检、物控、采购等各种工作,现在创业办了一家小厂,最大的感受是:“多学点东西总会用得着。”

如果不是孩子已经4岁了,成喜英对户口的事情不会这么上心。“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多挣点钱;后来回老家,走在泥泞的山路上,心里就想着‘以后再也不要走这条路了’;等到孩子慢慢大了,就希望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不要再吃那么多的苦。”成喜英觉得打工生涯中的“上升”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在谷底的时候,觉得爬上山坡就不错了;等到爬上山坡,发现还有更高的山峰,又想尝试新的高度。”

只要肯干,就能慢慢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存状态;只要努力,总能找到向上的通道!在中山150多万外来务工者中间,在珠三角3000多万流动人口中间,在全国上亿农民工中间,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多,这样的信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蹲点感悟:

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不安于现状和命运安排,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打通社会阶层流动上升的通道。向上的通道是否畅通,关乎这一人群生活的希望;阶层间自下而上的流动,更是一个社会向上的活力所在。要让年轻人相信一种价值观:凭能力说话,靠努力成功,在这个坚持公平正义的社会里,最好的机会留给最有准备的人。

点燃“新中山人”梦想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彭娟“家”的简陋还是出乎我们的预料。

这是中山市南头镇一处民房主楼后面搭建的简易房中的一间,不足20平方米。屋内最醒目的物件是两张简易床和一台电脑,角落的条桌上摆着一台单口煤气灶和些许餐具。除此之外,别无长物。但彭娟一回到这里,还是感觉特别自在和温馨。这是她为爱人和女儿布置的温情港湾,虽然狭小、简陋,却有一家人团聚的喜悦。在大部分不得不分居工厂集体宿舍的农民工夫妻眼中,这样一个小小的“家”已是天大的奢望!

彭娟得到这一切并不容易。36岁的她,生命中一半的时间献给了流水线。1993年,18岁的彭娟高中毕业从湖南老家南下打工,从流水线上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包装工干起,到自己“偷师”学会质检,几经跳槽,终于做到一家小企业的生产主管。这间小屋,是她到这家公司后第二次租的房子,第一次租的只有这间一半儿大。

在彭娟的记忆里,这个小小的“家”里添置的最贵重家具,是2005年第一次买的电脑。“三星的,3500块钱,花了将近两个月工资。”用这台电脑,彭娟学会了办公软件操作,后来又自学了工程绘图。

“刚出来打工的时候,人家说广东话我也听不懂,特别想家,会一个人偷偷地哭。”在彭娟的记忆中,流水线上一站10个小时的日子最难熬的不是体力上的辛苦,而是心理上的孤单和没有依靠的那种感觉。

好在高中毕业的彭娟在文化水平上有优势,厂里有意培养,自己又愿意学习,很快就从包装生产线转到了质检岗位。在这家工厂,彭娟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恋爱、结婚、生孩子。很难想象,女儿生下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夫妻俩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下了班轮流照顾孩子。”说起这些,彭娟又是自豪又是愧疚,“孩子四岁多就会自己用电饭煲煮饭,幼儿园中班之后,上下学几乎没有接送过。”

现在,女儿已经在南头的公立学校上初三了,“她自己定的目标,是明年考上省重点高中中山纪念中学。”这在原来是不敢想的事情——按照规定,没有当地户口,孩子必须回原籍参加高考。所以在上中学以后,即使有条件在当地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也会选择回老家读书。

2008年,彭娟被评为“同是中山建设者”百佳流动务工人员,入户中山,成了一名“新中山人”,孩子参加高考的问题迎刃而解。“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漂泊了18年的彭娟在中山找到了归属感。她去年贷款买的一套房子,装修完马上就可以入住了。

知识改变命运。而被知识改变了命运的农民工,更希望能改变下一代的命运。因此,他们的“城市梦”更多地跟孩子的前途捆绑在一起。

“爸爸,我们以后到底是回老家还是在中山啊?”几年前,面对女儿这样的问题,朱四元经常的回答就是“你只要好好学习,其他的就别操心了”。虽然当初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点钱回老家盖房子,但如今全家都在南头镇住下了的朱四元,不得不考虑户籍的问题。

朱四元中专毕业,当过兵,当时在湖南宁乡老家算是“见过世面”的人。没想到1998年到中山市南荣化工有限公司“见工”时,老板把他的文凭轻轻往旁边一放,说了句“这就是个门槛而已”。老板开出的条件相当苛刻:从现场普工做起,月薪600元。“这是平生第二次‘见工’,印象非常深刻。回去后脑子里一直在回放整个过程,揣摩老板的意思。”朱四元的阅历在此时发挥了作用,他认定老板是在考验自己。

于是他真的从现场普工做起,跟了3个月,就把整个生产工艺熟透于胸,升成领班——此前,这个职位一般都由学化工的人担任。此后,他的表现一直得到老板的首肯,一路升迁,做到了公司的厂长助理,这几乎已经是一个打工者上升的“天花板”了。

“现在回老家已经有点不习惯了。”朱四元说,2006年他回老家盖了房子,但已经无法适应老家的种种“陈规”,再加上4个兄弟在他的带领下也都出来打工了,做一个“新中山人”的愿望就愈发强烈起来。

蹲点感悟:

和第一代农民工“打工挣票子、回家盖房子”的简单诉求不同,现在的农民工诉求已经多样化:有的关注上升的发展空间,有的关注孩子的教育条件,有的寻求归属感和认同感……每一个农民工都有自己的城市梦想。有一部反映珠三角外来工生活的电影叫做《所有梦想都开花》,在制度上打通融入城市的渠道,就是要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听到“梦想开花”的声音。

在点点滴滴之中融合

对大部分农民工而言,积分入户的门槛毕竟比较高。更何况,农民工融入城市,远非一纸户口那么简单。

“我们的情况‘婵姐’都清楚。”在中山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几位前来咨询积分入户进展的外来工面对我们的提问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口中的“婵姐”,就是开发区流动人口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冯丽婵,一位朴实的中山本地中年妇女。申请积分入户的外来工大多不是一次两次和“婵姐”打交道了,“婵姐”也就了解了他们的情况,然后耐心地帮他们出主意,告诉他们通过什么途径能加分,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流动人口服务中心是农民工来到中山后首先要接触的城市窗口,我们就是要营造一种有人情味的氛围,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包容和善意。”开发区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主任谷德庆说,很快他们就要改名为“‘新中山人’服务办公室”了。

“从‘流动人口’到‘新中山人’,称呼的改变是消除隔阂的第一步。”中山市南头镇党委书记招鸿说,称呼改变的背后,是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向农民工实现全覆盖,但是本地人和“新中山人”的融合,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其中语言、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的差异就是隔阂。

要真正消除隔阂,不仅制度上要打通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渠道,还需要很多软性的活动来融合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在寻找“如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答案过程中,我们听到、看到了这些故事:

农民工积分管理制度不完善怎么办?中山请那些觉得制度不合理的农民工来座谈。有的农民工提出,申请材料中的学历需要认证,既多花钱又麻烦,可以直接网上验证。第二年,新的管理办法就采纳了这条意见。

农民工上升的渠道越来越多。在中山,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基层公务员招考,2010年以来,全市共选拔23名优秀外来工人成为基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对于在中山居住时间较长的农民工,中山通过积分管理制度,已经有4625名流动人员入户中山、9210名流动人员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对于普通农民工,中山更注重通过培训提升其职业技能,这两年先后培训了100多万人次。

农民工离城市生活很远,中山的积分管理制度对参加志愿服务、献血等制定了加分政策,现在很多企业都成立了农民工志愿服务队,让农民工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加强与城市社会的交流沟通,在互助、真诚与奉献中,增进农民工对城市的文化认同,实现“心理进城”。

以前,农民工即使住在社区,也很少参与到社区自治中去。中山邀请农民工代表列席市委全会,感受市委决策过程,以此增进社会共识,强化“一家人”理念。今年上半年的村(居)委会换届选举中,共有1757名非中山户籍的外来人员参与选举,显示出外来工参与当地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

中山市委书记薛晓峰说,中山有312万常住人口,外来人口即“新中山人”占了53%,这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更需要通过经济转型从根本上来破解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山推出积分入户、入学等一系列制度,为农民工打通上升的渠道,破解外地人和本地人的身份隔阂,强化“一家人”理念,提倡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全民共享平等发展机遇,共同建设和美幸福家园,是对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积极探索。

蹲点感悟:

消除隔阂,实现外来人口和本地人的融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于政府而言,最迫切的是尽可能为农民工提供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的平等发展机遇;于农民工自身而言,也要积极提升素质,融入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心理进城”;同时,城市人也应该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来接纳新市民的加入。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艰难却又无法绕开的过程。

背景介绍

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制度

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制度是农民工进城制度设计的一种探索。

中山市于2009年先后出台《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暂行规定》、《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实施细则》和《中山市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计分标准》等文件,在全国率先推行流动人员积分管理制度。

这一制度在流入地建立一套流动人口积分管理体系,按照工作年限、文化程度、技能水平、投资规模、纳税额度、获奖等级、计划生育、遵纪守法等情况,对流动人口进行积分登记,每年以积分排名方式为外来流动人员安排一定数量的入户指标和子女入读公办学校指标,使外来流动人员融入当地,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

积分制管理计分由三部分组成,即基础分、附加分和扣减分。基础分包括个人素质、工作经验和居住情况三项内容,附加分主要涉及是否急需人才、有无专利创新、获得省市的奖励和荣誉等方面的情况。有“违法犯罪”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则纳入扣减分计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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