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荒地村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最早因为大片的荒地而得名，现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优质水稻产地，大荒地变成了大粮仓。

今年初，大荒地村启动了大规模的耕地流转，实行集体统筹、公司化运作，兼顾了农民和国家利益，探索一种新型集体经济模式。近日，记者来到这里蹲点调研，想看一看耕地集约化经营给大荒地村带来了哪些变化，这里的耕地流转为什么推进得这么快、这么顺，有哪些经验做法值得研究、借鉴。

田还是那些田，种不再那样种

9月8日，大荒地村有机水稻田，一台收割机正在作业。田边，一辆货车正驶往远方，渐渐驶出记者视线。收割机手李文告诉记者，那是运输车，把刚收割的稻谷拉到东湖米业公司深加工。站在村里新修的水泥路上往两边看，大片黄绿的水稻一直绵延到远处的林带。

过去，这大片的田地分割成无数块，由各家各户承包经营。今年初，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大会集体作出决定：在保持农民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对全村1300公顷耕地的绝大部分实行集体统筹。

流转费用定为每公顷13000元，高出农民自己耕种平均收入1000元，同时把国家的各项种粮补贴2500元给农民。农民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每年1月10日就可以领到每公顷15500元钱。

村里集中耕地后，成立农业种植公司实行集约化经营、公司化运作，形成了新的集体经济。同时，种植公司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东福集团签订订单，集团按照每市斤高出市场价0.2元到0.3元收购种植公司水稻、负责提供生产全程技术服务和收割储存，并按照低于市场价10%至20%收取相关费用，过去“公司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变为“公司加公司”模式，形成了新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村种植公司农场场长于善东站在松软黝黑的田土上告诉记者，农民人力收割，一亩地一个人要干上一天，现在让机器干，20分钟就完活。“以前农民为什么不用收割机呢？”记者问。“用不上。”于善东解释说，“耕地没流转前，农民各种各的，成熟期不统一，有的早熟，有的晚熟，机子经常进不去。现在农场统一耕种，机械化才派上了用场。从插秧到收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

耕地集约化经营，彻底改变了大荒地村传统的分散生产方式，让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和机械化生产成为可能，成本下降，附加值增加，种粮效益大幅提升。村党委书记刘延东给记者算了几笔账：过去分散经营，农忙季节用工很贵，实施机械化可降低生产成本15%到20%；农资统一采购，又可以在价格上争取优惠；各项加起来，一公顷稻谷可降低生产成本3000元左右。而在另一头，由于实行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种植技术、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收购，粮食品质得到保障和提升，市场价格上去了。目前，大荒地村的“大荒地”牌大米已成品牌，市场售价达到7元左右一市斤，高出市场均价2到3倍；特优米售价更翻了几番，每公斤最高可达到100元。一降一升，种粮效益增加了，过去农民一公顷水稻平均纯收入为12000元左右，现在村种植公司可达到19000元左右，集体经济因此发展壮大起来。

大荒地村党委副书记管作新告诉记者，耕地集约化经营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可以增加耕地面积。过去分散经营时的田埂、废旧机井等设施占地都变成了耕地，全村耕地面积因此增加了4%左右。

丰收不仅在田里，“上楼”不用去城里

耕地集约化给农民收入带来什么变化？记者走访了大荒地村村民麻刚英家。走到院门口，就发现一块做铁艺的广告牌。麻刚英告诉记者，这是儿子竖的，他几年前在吉林市区乌拉街开了一家铁艺店。她说：“儿子早就出去务工了，我跟丈夫过去很难出门，家里的6亩3分地要伺候。就拿看水来说，三天两头就得去盯着，怕田里干水。现在好了，今年3月份家里的地全流转给村里了，丈夫3月底就去城里开了家旅店，我到村里农场上班，成了拿工资的人。”

看得出这家人很能干，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客厅里电脑、电视、电话、冰箱齐全，宽大的炕上，还有专门为小孙女设计的婴儿房，墙上贴着儿童启蒙图片。提起耕地流转，46岁的麻刚英满脸欢喜：“不种地了，我们更忙了，但是忙得开心。”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耕地流转后，村里每亩给流转费1300元，比自己种收入还高；为鼓励搞流转，村里还制定了一些政策，今年孙女出世，村里给了500元，婆婆84岁了，村里每年补助500元；丈夫的旅店一天少说能挣200元；自己在农场上班，一天工资80元，秋收下来可以挣到10000元。她告诉记者，儿子一直想买轿车，现在有能力“赞助”了，还准备给小孙女买保险，还想在村里为村民盖的楼房中多要一套，自己掏钱。

耕地集约化经营，让大荒地村农民不再被“拴”在土地上，大部分出去务工，少数种田能手外出承包土地继续务农，增收渠道拓宽了。村7社（组）农民李万昌今年春上开着自己的“四不像”农用车在外面跑了两个月运输，赚了20000元。他告诉记者：“跑运输的这两个月正是插秧季节，往年是不可能出门的。”记者了解到，大荒地村农民年纯收入已经达到18000元。

更有意义的是，耕地流转后，大荒地村的懒人少了。村7社农民赵广文跟记者聊天说：“村里的懒人现在坐不住了，土地流转了，再待在家里没法跟老人、老婆交代了，再说大家都出去做事了，谁陪你天天打牌啊？”

农民收入增加后，生活有什么变化？记者9月9日来到了大荒地村农民赵广文家。想了解他家里新添置了哪些东西，赵广文回答：“我家一件家具都没添置，最近还处理了一些家具呢。”一问才明白，他家正等着今年底“上楼”（搬进楼房）。不过，变化还是有迹可寻，家里柴火灶上的铁锅已经生锈了，柴火灶的作用只剩下了冬天烧炕，做饭功能已经被煤气灶、电磁炉取代了。

村里盖了24栋楼房，置换农民的宅基地，免费让农民居住，一期可容纳603户村民。刘延东对记者说：“农民都往大城市涌，城里哪受得了？所以我们决定建农民集中居住小区，就地城镇化。”记者了解到，上级部门已有规划，要把大荒地村建设成人口5万的小城镇。

过去大荒地村农民上不了楼，一是因为住不起，就拿取暖费来说，一年就要2000元；二是因为不方便，农具放哪里，就是个问题。耕地集约化经营，彻底解决了这“两难”，收入增加了，住楼房的费用自然不愁了；不用种地了，农具也就退休了。

农民的两颗“定心丸”

大荒地村耕地为什么能够快速集约化？是因为农民吃了两颗“定心丸”：一是土地承包权不变，流转的只是经营权，农民并没有“失地”。二是土地流转价格高，且流转协议充分考虑到农民可能产生的顾虑。村里最先开始土地流转的农民李万昌、张庆龙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三个满意：自己种水稻，一公顷纯收入大概12000元，而村里给的流转费是13000元，加上国家给的各项种粮补贴2500元，农民不种田就可拿到15500元；其次，这笔钱每年1月10日前就可领到，这种被当地人称为“上打租”的方式让农民心里踏实；流转协议3年一签，市场粮价涨了，流转费上调，跌了不减。刘延东告诉记者：“定3年一签，是考虑到这个时段粮价不可能变动太大。农企要共赢，但是农民利益优先。”

提起耕地流转，在东福米业公司上班、穿着黄色工装的农民李井学、关德新对记者说：“我们队（组）还没轮上土地流转，大家都盼着呢。尽管我们已经在公司上班了，但地里的活儿还丢不开。”一起做事的胡振国是土城子乡油坊村人，他羡慕地对记者说：“我盼着大荒地村的产业能做得更大些，把土地流转辐射到我们村去。”

耕地流转在全国已不是新鲜事，有成功经验，少数地方也出现一些问题，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忽视农民利益，靠行政手段“硬流转”。大荒地村的成功告诉我们，要推进耕地集约化，不仅要保护好农民利益，而且要尽量让利于农民，还要打消农民可能产生的顾虑。

“反弹琵琶”的强劲旋律

大荒地村耕地集约化之所以推进得快而顺，主要是因为流转价格高，而这又得益于产业的支撑力强。东福集团副总经理姜奕利告诉记者，大荒地村耕地集约化的路子是“反弹琵琶”：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起来了，对耕地集约化形成了迫切的需求，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产业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客观上又促进和稳定了耕地集约。记者了解到，由于东福集团的发展壮大，目前全村已有800余人实现了就业，平均年收入在15000元到20000元之间，大批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变成了产业工人。

记者采访了东福集团办在大荒地村的神农庄园，因为它容纳了数百村民就业。这是一片园林建筑，木桥碧水，花木繁盛。这里建有农业博物馆、农业观光园、温泉游泳馆等，去年被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认定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姜奕利介绍，这个庄园是集团的子公司，像这样的子公司集团有11家呢，业务主要是农产品深加工，还涉及休闲旅游等产业。

记者曾向刘延东提出一个问题：大荒地村周边农村耕地个人间的流转价是每公顷7000元到8000元，大荒地村出13000元的高价，划算吗？刘延东回答：“农民会算账，公司也会算账。公司付出高流转费，但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大片可以标准化生产的耕地，保证了深加工所需原料的数量和稳定的品质，抢占了市场的先机，这是笔双赢的生意。”

大荒地村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种水稻了，但是真正打响绿色水稻、有机水稻品牌，还是近些年的事情。原因很简单，种有机和绿色水稻，对施肥打药有严格限制，但是农民单家独户种就很难管理。尤其是过去耕地在农民之间流转，为了让地“有劲”，租地农民拼命施肥，不仅影响水稻品质，而且两三年工夫土地就板结了。从2000年开始，村里耕地逐渐向龙头企业和种粮大户集中，搞标准化生产，水稻品质才慢慢稳定下来。目前，全村绿色水稻面积达到700多公顷，有机水稻面积达到600多公顷，被国家质检总局确定为国家级绿色水稻标准化示范区。同时，集约化经营使农田改造成为可能，全村耕地地力迅速回升且旱涝保收。

孤店子镇党委副书记吴永俊告诉记者，企业是不会做亏本生意的，大荒地村的种植公司现在一公顷水稻除了给农民的流转费，还有近6000元的纯利；而与村里紧密合作的东福集团，产值和利润更是连年攀升，产值达到10亿元。刘延东把这种共赢叫做“三好”：农民好，集体好，企业好。

耕地集约经营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实现的生产方式，这是大荒地村告诉我们的结论。各地农村的产业化水平存在差异，决定了耕地集约化不能齐头并进，只能非均衡推进。如果忽视市场规律“一刀切”，同样属于“硬流转”，不会成功。

采访感言

偶然产生于必然

大荒地村的耕地集约化好像是一个偶然：因为有了东福集团，才有了耕地集约，才有了农村城镇化。吉林市农委主任赵春贵回答说：根本原因是农业的大方向和国家的大政策。大荒地村的实践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节点：粮食增产还有空间，但是农民增收空间受到挤压。因此，必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现代农业之路。从这个意义来说，大荒地村的耕地集约化，的确不是一个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