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贺铨，1943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64年毕业于武汉邮电学院。邬贺铨是国内最早从事数字通信技术研究的骨干之一，作为项目负责人，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了PCM30路复用设备、STM-1/STM-4复用设备、155/622Mb/sSDH光纤通信系统等，领导管理了8×2.5Gb/s波分复用光通信系统，研制开发光通信示范工程。他多年连续参加ITU-T网络标准研究组会议，参与了国家重要领域技术政策研究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起草，多次参与国家通信发展的决策。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至2010年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曾获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邮电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2年何梁何利技术科学奖。出版专著一本，发表论文上百篇。

粗黑的浓眉，矍铄有神的眼睛，睿智而轻松的谈吐，这就是邬贺铨院士。

PCM30路复用设备、STM-1/STM-4复用设备、光纤通信系统、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等等，上世纪70年代至今，在我国通信发展的历程中，每走一步几乎都留下邬贺铨科研攻关的足迹。他却谦逊地说，“通信设备是很多机器构成，很难说哪个人贡献大，只能说历史把你放到了这个位置，起了一定的作用，并不是说你本身有多大的能耐。”

记者面前，是一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科研工作者，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智者。

从24路到30路：

克服困难上台阶

邬贺铨1943年1月16日出生，小时候他有一个快乐幸福的大家庭，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三个弟弟，父母都是广东省邮电管理局的职工。不幸的是，1957年和1958年，他的父母因病相继去世，兄妹7人一下子没有了经济来源，当时邬贺铨才上高一，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成绩优秀的他只得退学，改上中专广东邮电学校。

邬贺铨学习市话专业，1958年进校不久，就跟随广东省邮电管理局的工程队到紫金、揭阳一带参加国防线路施工，搭建通信线路。从此，命运将他的一生与通信联系在一起。

1960年，邬贺铨以优异成绩从中专保送到大学，经学校多次调整和合并，在本科三年级时被安排到武汉邮电学院学习。当时武邮有个老师要求甚严，声称他的课能及格就很光荣了，邬贺铨竟然能考到90多分，甚至满分。

毕业时邬贺铨想：父母不在了，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只要用心，去哪里都能成才。邬贺铨被分配到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在第一研究室（载波通信研究室）的制式组，他的工作是设计系统方案，提出通信系统的技术要求、指标分配等。这段工作经历对他后来的研发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模拟载波通信原理对他后来理解数字通信和波分复用WDM系统及指导这一系统的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9年，邬贺铨在四川眉山电信总局505厂从事24路脉冲编码设备研制。24路是美国标准，当时美国已升级到第二代，μ律255的压缩要用中国当时的器件来实现很困难。为了避开难度，邬贺铨所在的项目组就搞24路7比特，编码方式采用的是欧洲标准A律，24路A律7比特，这是国际上没有的组合，它适应中国当时的开发条件，当然话音质量会差一点，但对后来实用化PCM的开发打下了基础。24路做完以后，邬贺铨来到北京，在28局到89局之间进行通话试验，效果不错，这是国内第一个市话数字中继系统。后来，湖北洪湖邮电局和浙江嘉兴邮电局来学习，很快也研制出24路PCM设备，支撑了当地市话的数字化。

1975年4月，邮电部在重庆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数字通信标准，是继续往24路走，还是转向欧洲标准30路？经历24路终端部分的总体设计、总测到现场试验，邬贺铨发现24路有质量问题：“它的结构不合理，同步性能差，每路要拿出六分之一个比特来传信令，话路性能低，另外，24路与30路相比未能发挥市话用对绞铜线的传输能力，效率不高。PCM基群是数字通信体系的基础，基础不选好，对未来的影响无法估量，所以，国家应该改变基群数字通信标准。”

邬贺铨在会上分析了24路和30路的优缺点，并提出30路开发的总体方案。会议决定，我国数字通信体制转到以30路为基础的2Mb/s系列。“对于我国数字通信的发展来说，这次会议值得载入史册。”

会后，编码的队伍从眉山搬到重庆邮电部第九研究所。九所主攻数字通信，主要任务是按欧洲标准开始30路PCM编码设备的研发，邬贺铨负责终端总体设计。

重邮在重庆南岸的山上，那时没有公共汽车，上山需爬2048级台阶。邬贺铨对这个数字记忆犹新。“因为30路的A律编码是13折线，共计2048个量化级。巧合的是，那段路很像13折线，爬一段是平台，再爬一段又是平台，大概有13段，台阶的数目和2048量化级也差不多。”

当时的集成电路很少，模拟电路器件的水平就更低，按照常规方案做，怎么也达不到指标。邬贺铨想出了一个相当于双编码器的方案——采用两个编码器分别对正负信号编码，不仅提高了速度，而且把直流零点控制住，系统经测试，连最难的指标都合格了，令人惊讶。

样机出来，邬贺铨负责总测和试验。经3个月测试顺利通过，现场鉴定合格后转重庆515厂生产。这是国内首批PCM30路产品，国内通信网开始装备，该系统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

从PDH到SDH：

敏锐调整方向

1979年，邬贺铨和他的团队被调整到成都邮电部五所。他担任数字通信研究室主任，该室的任务是把30路重新做成小型化，同时研制480路数字复用设备，以及60路复用转换设备。那时，国内开始提出从模拟网过渡到数字网，要把载波60路转变成数字60路。他主持开发出国内第一个60路复用设备。

此后，他又在国内最早从事ISDN的研究。作为项目和总体设计负责人完成了ISDN 2B+D和 30B+D NT1的开发，也即完成了“七五”攻关任务。

1986年，邬贺铨敏锐地感觉到国际上数字通信体制的变化。当时五所已经开始研发五次群数字复用设备，以2Mb/s为基群，每提高一次群，话路容量翻两番，但比特率比翻两番还要高一些。五次群的速率是565Mb/s，因为面向4个不完全同步的下一级系统的复用，这种体制称为准同步数字系列（PDH）。在PDH标准下，做五次群当时就已经遇到电子器件方面的困难了，沿着这条道路很难走下去，而光纤容量很大，PDH又限制了对光纤的容量利用。

1987年邬贺铨参加国际ITU会议时，确信同步数字系列（SDH）是个方向。于是，他于1988年向上级打报告，要把565Mb/s的PDH五次群研究转为SDH对应容量的系统研究。那时没有SDH的专用芯片，要实现SDH的指针调整很困难，但是，“信息技术和市场每天都在变化，我们必须迅速地调整，关键是认清方向，要适应环境顺势而为，争取变被动为主动。SDH干好了就能缩短与国外的差距。”邬贺铨下定决心改。团队经过攻关，1991年终于如期研制出了STM-1/STM-4复用设备样机，其容量相当于四次群和五次群，SDH设备参加了国际展览，外国公司看到后感到很惊奇：中国也能研发出SDH设备来？！

国家“八五”攻关项目要求研发五次群容量的光纤传输系统并完成产业化，除了复用设备还包括再生中继器和网管系统等。在酝酿“八五”攻关项目时，一些专家认为光纤通信系统方面仍应以PDH 565Mb/s为主，对SDH的前景及可实现性不看好。邬贺铨据理力争，坚持应以SDH为主。最后两者都列入，都要求实用化系统。五所接了实用化155/622Mb/s SDH光纤传输系统开发任务，要按国际标准做出全套系统，难度很大，且经费有限。

邬贺铨希望与邮电工业总公司合作，这一想法得到所里支持。他和邮电工业总公司副总工程师高权斌共同领导产研合作的会战项目组，通过会战，在五所把科研样机打通，然后把队伍拉到重庆515厂，继续组织会战。

1993年，邬贺铨调入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担任副总工程师，继续抓SDH项目。他向邮电部建议今后不要再建PDH系统，国家传输网应转向SDH为主。为了尽快提供国家干线网络建设所需的SDH系统，他还争取到国家863计划对SDH分插复用设备项目的支持。在诸多方面的支持下，历经科研样机、生产样机和小批量生产阶段几大会战，项目具备了批量生产能力。

邬贺铨大胆地提出把系统推向实用化。现场试验得到四川省邮电管理局的支持，并列为国家计委的国产SDH设备光纤通信示范工程来安排。该工程将建在成都到攀枝花的架空光缆线路上，包括13个点、18套设备，1995年10月，他们终于做出了155Mb/s和622Mb/s两种速率包括终端复用器、再生中继器、分插复用设备、网管系统的全套设备，可作为点到点的线性系统或自愈环工作，出厂验收与国家鉴定同时进行。

会战队还承担了工程设备的安装与调测及全线测试工作。1995年12月28日，邬贺铨在沿成都到攀枝花715公里的线路全线检查后，在攀枝花用手机打电话给院长，报告全线通了！“大家都高兴得哭了，虽然过程艰苦，经费不多，远离家人，但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1997年3月，原国家计委向八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报告中列举了4项作为1996年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成攀SDH工程是其中一项，评价为“使通信技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1994年，邮电部装备引进SDH2.5Gb/s系统，该系统在国外投入使用不久，国内了解的人很少。为了测定2.5Gb/s系统的商用水平并为招标工程的设备选型提供参考，邮电部组织了一个打擂台测试，通知有2.5Gb/s SDH设备的国外厂家拿设备来测试，来了将近10个外国公司，邬贺铨是测试技术组组长。

测试组由10多个单位的年轻技术人员组成，他们从来没有测试过2.5Gb/s系统，大多数还未见过SDH设备，厂家也不提供测试方法，而且当时国内还没有相应的测试设备，怎么办？邬贺铨想出了一招，招标外国仪表公司的仪表来测试外国设备公司的设备，多个厂家的仪表互相比对，既检验设备又同时检验仪表。测试结果既公平公正又分出高低，令国外公司不得不服气。

技术管理

提升核心竞争力

1996年，五所的SDH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分出来创办了五所信科公司，邬贺铨兼任董事长。技术人员不多，要继续完善原有产品并产业化，同时还接了863项目，研发8×2.5Gb/s波分复用光纤传输系统，一根光纤要传24万路电话。当时，信科公司完全靠自己很困难，邬贺铨就把产研合作扩大到产学研合作，在清华大学的支持下，他们攻克了很多难关，开发出一个实用化系统，在广州到汕头的光缆示范工程上开通并投入使用。那时，引进的波分复用系统在国内也才投入使用不久。

“搞科研，100次有1次成功，就算成功；但是转成产品投入使用，100次有一次失败，就算失败。在产学研用合作中，应用很重要，如果使用部门不参与产学研合作并作为重要的一环，那么产学研合作是很难完成的。以TD-SCDMA为例，如果没有一个运营商承担TD网的建设与运营，TD再好也不能完成创新，也不可能应用。”

1994年到2000年，邬贺铨连续3届担任国家863计划通信技术专家组组长；1996年，被科委和科工委授予863计划先进工作者一等奖，2001年2月，被科技部授予863计划15周年突出贡献先进个人称号。

邬贺铨和他带领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总体组，部署了从芯片、终端、设备、系统、仪器到业务应用的全产业链技术开发任务，而且安排了网络试验，推动实现产业化，这些工作支撑了我国通信网络的建设和运行。他谦逊地说，“我在这些项目中只是作为技术负责人或技术组织者，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邬贺铨的家庭是名副其实的“通信之家”，爱人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邬贺铨从北京到眉山、重庆、成都，再回到北京，她一直跟随，并多次被动地调整工作岗位。邬贺铨的女儿和儿子也都在通讯公司工作。“坦率地说，我没有管过孩子学习，只能用自己学习的气氛去感染他们。”

在生活方面，邬贺铨是一个简单的人，没有什么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相当于一个天生的‘书呆子’，”邬贺铨自嘲，“在生活上我已经没有过多的需求，给再多的钱也没有时间去消费。”

邬贺铨最大的愿望，是在自己目前承担的一些项目的管理中起到一个老技术专家把握方向的作用，为国家建言献策，为青年技术人员提供创新用武之地，尽快使我国从通信大国成长为通信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