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遗址为代表，内涵丰厚、布局密集、体量巨大而且与城市重叠伴生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是西安的标志性亮点，同时也对现代西安实现城市发展升级、改善遗址周边群众生活环境和民生保障水平提出了挑战。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西安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处理好“保护与发展”这对矛盾的正确选择……

在大遗址间隙突围

10年前的一个秋天，落日的余晖映照着唐大明宫遗址的残垣断壁，国内一位德高望重的文保专家拄着拐杖登上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含元殿殿基,极目四望，不禁触景生情：“一无所有，气象万千。”这两句看似矛盾的话，道出了历史大遗址当下的现实尴尬及其潜在的巨大民族历史文化价值。

千年古都西安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辉煌记忆。据西安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统计，截至2010年，全市共登录文物点15351处、古遗址1557处，其中大遗址是西安文物遗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分布范围广、占地面积大、时代延续长、价值等级高等特点。与西方国家石材建筑历史遗存不同的是，土木结构的中国遗址资源历经千年风雨至今，能够保留下来的地上可视性要素寥寥无几。

但是，大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却是至高无上、珍贵无比的。西安市文物局局长郑育林说，历史大遗址浓缩着民族的文明记忆，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系统标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西安的历史大遗址保护，西安的历次城市规划均将大遗址保护置于重要保护地位。

展开一幅西安地图，西有周沣镐遗址、秦阿房宫遗址、汉建章宫遗址等周秦汉代的众多文物保护单位；西北有汉长安城遗址，东北有唐大明宫遗址，东边的浐灞两河是西安城市水源地，不能进行大的开发。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安几大遗址范围的上百平方公里土地只能种庄稼，从未规划任何工业和商业开发，西安市民戏称为“不开发区”。西安市的大型商业场所、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居民住宅大都选址在古城墙圈内，旧城区不足14平方公里，按城市规划，合理的人口总数应为10万人，但实际上却聚集着50万常住人口。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旧城区内建设规模快速增长，城市供水、排水、交通、住房等矛盾日益突出。曾经位于老城周边的大遗址区，不经意间已经被新都市所包围。

西安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突破旧城局限、拓展更大空间势在必行。然而，面对西安周围众多的古文化遗址遗迹，可以选择的区域却十分有限。上世纪90年代初，西安在西南方向建设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但即便是在这一文物遗址最少的区域内，建设过程中仍出土各类文物数十万件。正北方向是汉长安城遗址和唐大明宫遗址之间不足5公里宽的狭长地带，西安在这里建起了经济开发区，然而在建设当中，也发掘出各类文物10余万件。

在西安，所有的建设项目无一例外地都要经历先期文物普探，而普探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地下遗存的规模和价值。西安地铁项目建设要经过国家文物局审批，为了保护地下、地上的文物，地铁隧道往地下延伸到10米以下，不少项目就因地下文物而不得不放弃或改址。

近在咫尺 遥不可及

“就是不甘心，活成这个样儿……”上世纪90年代，一部反映西安北郊困难群体生活的电视剧《道北人》及其主题歌，至今让无数西安人记忆犹新，唏嘘不已。剧中3代人4个家庭逼仄、低洼、杂乱的居住区域——“道北”（铁路以北），正是唐大明宫遗址周边群众当年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据统计，保护范围3.5平方公里的唐大明宫遗址周边区域,曾经是西北最大的“棚户区”。历史上,中原和其他地区移民大量涌入，搭棚为居,近几十年，一些企业违法在遗址上建市场、一些村民自发在遗址上取土烧砖建猪圈，导致这一区域社会治安混乱，城市面貌脏乱差，对大遗址保护构成严重威胁。“叠床架屋，垃圾如山”，6年前，一位到任的区委书记实地考察后在全区干部大会上泪流满面地说，“想不到，我们群众的居住环境如此恶劣。”那位区委书记事后对记者说，最大的困难不是资金，而是“大遗址上无法动土”。

大遗址保护与城市现代化生长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市民生活生产方面。

占地36平方公里、保护范围达65平方公里的汉长安城遗址上，有未央区3个街道办事处5万多人口。改革开放后，当各地纷纷创办乡镇企业时，这里却没什么动静。未央区汉城乡一位退休干部回顾当时的状况记忆犹新，“别说搞企业，连种树、修渠都要文保所批准，因为有的树种根系太深怕伤到地下文物。”一位当地政协委员曾经就遗址区群众生活做过专门调查:遗址区内村民人均纯收入3100元，遗址区外人均纯收入6120元。遗址区内朱宏路以西的村庄，群众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每年收入最多2000元出头，几乎无集体经济收益可分配。遗址区外朱宏路以东的村庄，由于征地，一个4口之家户均存款在20万元以上，每年都有集体经济分配。遗址区内人均住房面积约30至60平方米，由于人流量很少，房屋出租收益微薄；又由于文物保护限制，市政管网无法进入，群众长期饮用不达标的地下水，做饭要用煤气罐；不少群众至今仍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土木结构房屋内。而遗址区外村庄的人均住房面积，最少也在100平方米以上，仅靠房屋出租一项，年收入可达10万元左右。

80多岁的汉城乡农民李丽嫦老人说，很多年来，她几乎每个月都能看到国家文物保护专家们扛着探杆仪器起早贪黑地考古发掘，“挖开，回填；挖开，回填……地下到底有啥咱老百姓谁也不知道，跟咱没关系。”近在咫尺而遥不可及，正是历史遗址与群众生活两者关系的准确描述。

保护历史遗存，西安责无旁贷，改善民生环境更是重中之重。面对这双重责任，西安的决策者苦苦思索，探寻着能够适应西安特殊环境条件的新思路、新模式。在西安市第四轮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了城市建设实行“新旧分治”，保护古都风貌，彰显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品位的发展总思路。那就是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和谐共生。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孙清云一语道破难题所在：“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如何以负责任的历史态度对古迹遗址及其周边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改善遗址周边群众生活居住条件，实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和谐共生，这是西安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课题。”

独辟蹊径护遗址

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五届大会选择在千年古都西安召开。来自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文保专家和官员共同签署了《西安宣言》，“这次大会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特别强调了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如何保护和管理古迹遗址的周边背景环境。”西安市市长陈宝根表示，“保护的概念不再是专业考古后的回填和原封不动任由风吹雨打，而是积极地通过遗址环境改善和创意展示，让历史大遗址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更有尊严地延续并造福今人后人。”

7月23日上午，烈日映照下的唐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丹凤门前游人如织。在含元殿殿基遗址的高台上，来自上海美术学院的4个学生正支着画架埋头作画，他们共同创作的主题是“遥想大唐”。

“绛帻鸡人抱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在含元殿步道旁，来自江西九江的陆先生边吟诵唐朝大诗人王唯的《早朝大明宫》，边为10岁的儿子讲解大唐盛世。

以唐大明宫遗址环境创新保护工程为突破口，2008年末，困扰了西安半个多世纪的“头疼事”终于破题。西安人的思路是：“遗址，刚性保护；环境，创新治理；文化，创意展示。”西安市政府根据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北部棚户区改造工程规划，将唐大明宫遗址保护与遗址周边城市功能建设、民生保障相结合，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将大明宫遗址区3.5平方公里内350万平方米建筑物全部拆迁，并妥善安置了10万多长期居住在遗址周边棚户区、低洼区的居民.。整体实施大明宫遗址保护工程，建设唐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极大地改善了西安道北地区的城市生态环境，成为改善群众生活环境贡献最大的地方，成为融合大遗址保护、教育、科研、游览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保护整治遗址环境不容易，展示遗址文化内涵更是难题。在遗址上如何动土，是一个牵动各方神经的最敏感话题。国家文物局领导先后10多次带领专家团队现场考察调研，最终，一个创意创新展示方案获得各方认同，有人总结为：离地、写意、绿化、可逆性、轻型化。丹凤门博物馆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按照真实性、完整性和可逆性原则，在保护利用中采取了建馆展示的方式。博物馆外观、大小与原丹凤门相似，分为3层。一层为半地下结构，用于丹凤门遗址本体的原地形保护。二层为唐代文物展示厅，站在室内观赏台上，原丹凤门3条半门道的遗址便可尽收眼底。推开二楼大门，大明宫御道广场一览无余。

在大明宫遗址考古公园采访时，我们正好遇到了当地老住户胡伟。他告诉我们，拆迁后，他家在公园边上的“元丰怡家”小区分得了105平方米的楼房，有暖气、天然气。

遗址区保护区内的大华纱厂是一家拥有4000多名职工的国有企业，2008年破产时还有890多名职工无法安置。一方面，大遗址建设需要占用企业的场地；另一方面，企业职工的生产生活问题也需要妥善解决。西安市政府决定，由大明官遗址保护办公室整体接管大华纱厂。保护办拿出近1亿元的资金，对企业经营性资产、土地等问题进行了处置，对890多名职工通过转岗培训，在遗址区内提供保洁、安保、水电维修、物业管理等岗位进行安置。群众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住房面积由不足10平方米提高到25平方米以上。

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还使沉睡千年的文化资源变成了可利用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旅游产业资源，为西安文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创造了条件。2010年10月开园以来，这里接待游客已突破800万人次。

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为原则，以“保护文物、传承文明、弘扬文化、改善民生、提升城市”为目标的大遗址保护“西安模式”，为大遗址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路径。

图1：实施保护后的丹凤门及御道。

图2：御道遗址保护实施前，这里还是一片棚户区。

图3：拆迁前的大明宫春宵门遗址。

图4：实施保护工程后的大明宫春宵门遗址。

图5：汉长安城长乐宫四号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