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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版3  4下一版 2011年7月6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北京“大望京模式”为征地拆迁农民提供“进城套餐”
新华社记者 李亚红

北京市朝阳区大望京村腾退搬迁过程中,因“零上访、零强拆”得到村民的广泛好评。记者调查后发现,在撕去简单化标签后,政府部门民本的拆迁理念、过硬的干部作风、系统的保障方案,是“大望京模式”的核心。

崔各庄乡大望京村地处首都机场高速沿线,紧邻望京新城,是典型的“城中村”。全村有户籍人口2998人,其中居民2100人,农民898人,流动人口总数大约是户籍人口的17倍。庞大的外来人口让出租房屋成为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瓦片经济”也使违建丛生,公共设施不堪重负,脏乱差的环境严重影响村民生活。2009年5月,大望京作为北京市城乡一体化试点村开始搬迁。仅用28天时间,近1700户住宅完成腾退搬迁,“无群体性上访、无强制性腾退、无群众倒后账”。

80岁的大望京村民陈兴泉现在已住进回迁楼房,每月还可以领养老金1100元,享受城镇医保。他说:“村里政策好,拆迁时征求村民代表、村民意见,干部不独断专行,始终没让开发商占到老百姓的便宜。”

崔各庄乡副乡长胡振俭说:“与以往的征地建城模式不同,大望京土地升值的利益较多地留在村民和集体经济组织中。政府的土地收益有相当数量返回村集体,按对农民较有利方式回补农民。”

盘点大望京的拆迁过程,很多口号、政策耳熟能详:“以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扶持产业、安置就业”“关注民生”“从严监管”等,表面看来与其他地方的拆迁没有两样。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并不独特的口号、政策催生出“大望京模式”呢?拆迁中乡村干部作风的与众不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大望京的拆迁并非一帆风顺。2009年3月,在各种传言中,大望京村也有人酝酿上访。胡振俭说:“第一次入户测量宅基地时,村民不给开门,有的在家门口拴两条狗。”要把好事办好,首先必须取信于民。崔各庄乡党委要求,“腾退工作组做工作时要把村民当兄弟姐妹,当自家拆迁一样,帮村民算账,出主意。”

腾退过程中,崔各庄乡成立拆迁信访调解部、生活保障部等10个“工作部”,组成了一站式服务大厅。每个部又分为若干工作组,干部分户包干,挨家挨户反复调查,摸清住宅情况、困难群体、安置期望等“底数”。连续70多天,工作组每天晚上开会到深夜,各组逐一汇报工作进度。

采访中记者发现,“大望京模式”在补偿办法、安置就业、医疗养老、转工培训、遗留问题解决等方面并无特别。然而,针对“农民进城”这一系统工程,“大望京模式”集成北京市9项政策措施,制定腾退安置“解决方案”,才是大望京的过人之处。

针对农民失地后组织化程度进一步下降、容易流入社会成为“无组织”人员问题,崔各庄乡在包括大望京在内的6个腾退搬迁村注册集体所有制公司,让暂时未就业的村民在公司参加学习、培训,让公司成为失地农民由田间走向城市的“缓冲池”。“崔各庄乡正扶持发展绿色休闲、文化创意等产业,为安置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了可靠保障。”胡振俭说。

拆迁时村集体财务不公开往往会引发干群矛盾,崔各庄乡在腾退搬迁村实行财务派驻制度,聘请市场上有资质的会计公司专业会计,驻村作为独立财务人员,“给村民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

拆迁让失地农民“进城上楼”容易,获得长久的生活保障难。针对农民就业能力参差不齐、生活缺乏长远保障的问题,崔各庄乡制定政策,将劳动力全部农转工,由乡政府托底安置,在完成职业技能与素质培训后上岗就业。同时,乡村集体经济争取到5万平方米商业面积作为实物补偿,谁来开发谁负责筹建,产权归乡集体经济所有,收益按产权制度改革和乡级统筹既定办法返还村级集体,农民每年享受按股分红。

有专家认为,“大望京模式”说到底是让村民持久分享城市化中土地增值的收益。胡振俭说,乡政府集成各种政策,保障村民权益,保证了大望京拆迁中不仅无极端、暴力事件发生,而且拆出了锦旗,拆出了民心,拆出了村民的安居乐业。

(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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