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夏到1950年初，中国连续出现四次物价大涨风。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解放区的有力支持，经过周密安排和统一部署，平息了严重的涨价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控制市场的主动权。

在财政恢复方面。党和人民政府进行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大量工作，力求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的基本平衡。1950年3月，我国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现金管理，并实施了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这些措施收到明显的效果，使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的物价基本上稳定了下来。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它证明新生的人民政权不仅军事上政治上可以打高分，而且会做经济工作，在经济管理上也能打高分。

在工业生产恢复方面，新中国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在艰难困境中起步。首先重点恢复国计民生所急需的矿山、钢铁、动力、机器制造和主要化学工业，同时恢复和增加纺织及其他轻工业生产。三年间，国家除重点恢复和改造原有企业以外，还抽出一部分资金，有计划地新建了一批急需的工业企业。这批新建厂后来都成为我国工业的骨干企业。到1952年底，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大超过1949年的水平，棉纱、棉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产品也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在商业恢复方面，着重调整公私商业的营业范围。为了稳定物价、制止投机商扰乱市场，逐步扩大国营商业的范围。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基本方针指导下，恢复私营商业，给私营商业让出一部分市场和销售利润，使私商有利可图，鼓励私商长途贩运，深购远销，活跃城乡交流。并通过调整价格、利率和税收等经济手段，促进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276.8亿元，大大超过了1950年的170.6亿元。农副产品采购额也从1950年的80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29.7亿元。市场上商品销售额不断增长，城乡物资交流也不断扩大，初步形成促进商品流通的市场格局。

在农业恢复方面，进行土地改革，恢复生产。国家在农业上的投入逐年增加，对农业生产的银行贷款逐年增加；仅水利建设经费一项，就占全国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0%以上，著名的根治淮河工程、官厅水库工程、荆江分洪工程，都是这一时期动工和加紧修建的，初步改变了旧中国江河堤岸严重失修、水患频繁的状况。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扶助下，翻身得解放的广大农民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面貌得到改善。

在交通运输恢复方面。首先恢复了原有的铁路网，南北大动脉京汉线和粤汉线连通运营；东西大干线陇海线全线通车。三年间，不仅修复了旧有的铁路，而且还开始兴建新的路线。在西南、西北艰险条件下修筑的成（成都）渝（重庆）天（水）兰（州）等铁路，先后竣工通车。到1952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增加到22876公里，公路通车里程由解放初的5.4万公里增加到13万公里。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也开始修建，以通往“世界屋脊”而堪称奇迹。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职工工资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

（本报记者 谭 辛 姜天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