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减少医患纠纷，医院和保险机构都做过努力，但因缺少一套有效的调解和处理机制，保险公司的保险保障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对医患纠纷的化解效果有限，有的保险公司甚至亏损严重。“医院逆选择的情况比较多，我们的综合成本率在150％以上。”一家曾参与过医疗责任保险试点的公司负责人说。

  近来，随着“新医改”等多种改革的推进，医责险被重新重视，医责险在化解医患纠纷中开始有了明显效果，宁波市和天津市在医责险推进过程中建立的第三方协调机构，成为了医患双方的“缓冲带”，为解决纠纷带来了转机。

政府部门加大支持

助推医责险加快发展

  今年2月，卫生部等五部委在联合发布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建立医患纠纷第三方协调机制，发展医疗意外伤害险和医责险。这无疑将对医疗责任险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业内专家的共识是：医责险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只有政府大力支持和有效引导，才能得到稳健的发展。事实上，医责险推动得好的地方，除了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功能作用外，政府建立医患纠纷预防和处置体系也起了重要作用。

  比如在天津，2009年2月，天津市政府颁布了《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明确要求建立医责险制度，将其纳入医患纠纷调解机制，这是国内首次以地方立法形式推动医责险。  

  在宁波，宁波保监局会同卫生、司法等部门，根据市政府印发的《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制定了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若干规定和防范医疗纠纷和处置预案调解配套工作制度。

建立第三方调解机构

医患纠纷“缓冲带”加快形成

  在天津和宁波的医疗责任保险推进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建立了第三方调解机构。

  宁波市建立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中，有9个专业调解委员会，覆盖了全市各区县。

  天津的医责险模式中这个同样的角色被称为“医调委”。据天津市保监局局长郭左践介绍，2009年2月，天津市政府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了《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规定由天津保监局、市司法局、市卫生局等部门共同组织成立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作为“独立第三方”负责医疗纠纷调解工作。

  天津市“医调委”主任欧阳澍告诉记者，“医调委”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民间组织，隶属于天津市人民调解员协会，接受市司法局的工作指导。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的运作经费完全由市财政给予保障，对医患双方提供的调解服务也完全是无偿的。聘请的专家在业内都有一定声望，他们都非常注重自己的声誉。此外，为确保医疗纠纷能够得到依法、公平和公正处置，市卫生局还设定了严格的底线，即只要有一例不公平或不公正的案件被发现，相关人员将被立即取消调解资格。”

  医调委的存在，犹如医患双方的“缓冲带”，为解决纠纷创造了转机。对于患方来说，医调委是与卫生系统无关的、公正的、为百姓讲理、独立的第三方调解机构。调解后的理赔快速、便捷，因此百姓都愿意到医调委进行调解。可以说“天津模式”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功，一个关键因素正在于第三方调解机构医调委的引入。 

  据统计，截至2010年1月，天津市“医调委”共受理医疗纠纷调解225件，调解完结181件，其中达成调解协议的156件，调解成功率达到86％。

保险机构“保本微利”

为医责险提供优质服务

  有人把天津模式概括为“三二一”：“三”指的是三级医院全部参保、成立第三方调解机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三主险捆绑，“二”则指由两家保险公司组建共保体，“一”即一万元以上的赔偿额必须上报医调委调解。很明显，保险机构是这个模式中服务提供的中坚。

  据太平洋产险天津分公司总经理续莹介绍，经过首批参与试点的35家三级医院的民主评议，最终确定由太平洋产险和中国人保产险两家分公司组成天津市医疗责任保险共保体，承办医疗责任保险业务。其中，太保分公司作为首席承保人，两家公司共保比例各为50％，提供的保险保障共计5800万元。

  在具体运作中，保险机构根据“保本微利”经营原则，对原有医责险条款进行了完善和修订并重新报备，作为天津地区专用条款。据介绍，与旧条款不同的是，新条款将原来作为附加险的诊疗意外和公众责任纳入主险，基本涵盖了医疗机构营业过程中的主要风险点，使医疗机构投保一个险种便可基本满足现实保险需求。

  “从天津的实践来看，医责险在合理分散风险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天津保监局局长郭左践说。

  在宁波，医责险的作用也在逐步显现，宁波市共有219家医疗机构参加了医疗责任保险，其中包括4家民营医疗机构，截至目前受理各类医疗纠纷1281起，成功调处终结970起，共赔偿患方3055.9万元，平均每起赔偿约3.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