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贵兴，江苏无锡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医疗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骨科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华骨科杂志、中国骨与关节外科杂志主编、国际脊柱功能重建学会中国分会主任委员等职。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对骨关节炎进行了病因学研究，并成功构建了骨关节炎实验动物模型，率先开展了全膝关节置换术治疗骨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对全膝关节置换在国内的推广应用起到积极推动作用。90年代初，对脊柱畸形的诊治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通过对1600余例脊柱侧凸治疗病例的临床分析，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特发性脊柱侧凸中国的分型方法，被命名为“PUMC（协和）分型”。该分型使我国的脊柱侧凸治疗跨入国际水平。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进行的“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系列研究及临床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主编《骨科手术学》、《脊柱外科新手术》等专著24部，主译《骨科学》等12部。

加强国际交流 立足自主创新

□ 邱贵兴

  我于1986年赴加拿大，师从当时国际脊柱外科学会主席Armstrong教授学习脊柱外科。回国后，在运用所学新技术、新方法的过程中取得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深深体会到矫形手术的掌握和改进难度并不大，难的是判断什么时候该做手术，该做哪种手术。国际上对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分型研究已进行了一百多年，对畸形的科学分型和以分型为基础的治疗方案是手术成败的关键。当时主流的King分型虽能指导手术，但分型不够全面，对后来发展的三维矫形不太适合。因此，国际上又有许多学者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然而国内此项研究却是空白。但我们有大量的病例，而且畸形更为严重，在矫形技术方面具有更多的经验和教训，只是我们在随访、总结和研究方面与国外有很大差距。为此，能否立足国内，充分利用我们的医疗资源，开创符合中国国情的脊柱畸形临床分型系统，成为我们能否占领此领域制高点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利用国内脊柱畸形病例庞大的优势，通过反复临床实践，验证、总结提出了“协和分型”。

  “协和分型”的创立过程充满艰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学科得到了发展，从中也得到了以下重要的启示：一、要有自主创新的精神，不能满足于学国外现成的成果。二、要有把握学科发展方向的战略眼光，选题具有前瞻性。三、要有吃大苦、耐大劳的品质，工作扎扎实实，特别是基础工作、病例随访等绝不能马虎，更不能急功近利。四、要建立一支德才兼备、团结协作的学术团队，尤其要重视对青年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五、要将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产生社会效益，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协和分型”的成功，充分证明我们不应自甘落后，总是步外国人的后尘。重要的是我们在虚心学习国外经验的同时，更应踏实工作，不折腾、不取巧，凭借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勇挑重担

  “只有小事抓得紧，在开处方、做手术等大事上才不会马虎。”

  “从事医学领域的研究，就是要不断总结经验，更重要的是要总结教训。”说起自己从事了四十多年的工作，邱贵兴颇有感触。这位脊柱外科领域的专家，在协和医院工作三十多年，见证了协和骨科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骨科学走向世界。

  邱贵兴的头衔很多，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骨科主任，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可在协和医院，从上到下对邱贵兴有一个统一的称呼————“邱老”。其实，这个称呼始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邱贵兴只有40多岁，何以被称为“邱老”呢？

  原来，邱贵兴在高中、大学期间学的是俄语，1985年，因为要出国深造，他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强化英语。在班上，他的年龄最大，同学们都称他“邱老”，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期末考试时，他的听力成绩全班第一，令同学们十分佩服。

  邱贵兴和妻子林守清是大学同班同学，夫妻俩相扶已走过42年。2008年是邱贵兴和林守清结婚40周年，邱贵兴带夫人到中国照相馆拍了一组照片，照片上的两位老人衣着鲜亮，满面笑容。邱贵兴告诉老伴，这么做一是为了两个人几十年相伴相守的情义，二是想给科里的年轻人做个表率，让大家慎重对待婚姻，全心全意经营自己的家庭。

  邱贵兴在6岁的时候过继给伯父家。1978年，林守清考取了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在欢送林守清的合影上，邱贵兴的胳膊上多了一块黑纱。那一年夏天，他的养父因病去世，他因为回乡料理养父的后事而耽误了研究生考试的准备。第二年，邱贵兴同样考取了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生，那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时至今日，邱贵兴工作再忙，也会抽时间回无锡看望已过百岁的养母，回上海看望95岁的生母。

  在协和医院骨科病房，每位医生都穿着衬衫，打着领带。邱贵兴的学生翁习生告诉记者，这是邱老给定下的规矩。邱贵兴说，“医生的形象很重要，衣着一定要干净整洁，才能赢得患者的信任。只有小事抓得紧，在开处方、做手术等大事上才不会马虎。”

  学生赵宇曾经跟邱贵兴出了3年门诊，每次有患者来看病，先由学生们初诊，再由邱贵兴复诊，既锻炼了学生，又让患者放心。1998年，赵宇考入邱贵兴门下读博士，专攻脊柱外科领域。如今赵宇已经是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协和医院骨科的中坚力量。

  1995年，邱贵兴接手骨科时，科里只有41张床。如今已经发展到三个中心110张病床，接诊能力有了质的飞跃。科里的每位大夫都有专攻的领域，各有专长又能优势互补，使协和医院骨科的整体实力大幅提升。

  担任多个行政职务，邱贵兴感觉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更需要自己加倍努力、紧跟国际发展的前沿，同时他越发意识到培养年轻人专注自己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或许，“邱老”这个称呼于外人是尊重和敬仰，于邱贵兴自己则是鼓励与鞭策。

科研创新

  “脊柱外科是骨科中功能最复杂、风险最大的领域。既然要从事骨科研究，就要从最难的领域做起。”

  邱贵兴的办公室里有一副人类脊柱的模型，24块椎骨、1块骶骨和1块尾骨借韧带、关节及椎间盘交错连结。在这样复杂的结构上动手术，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患者瘫痪，甚至死亡。邱贵兴说自己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脊柱外科是骨科中功能最复杂、风险最大的领域，是骨科中最硬的一块‘骨头’。既然要从事骨科研究，就要从最难的领域做起。”

  在脊柱外科领域，特发性脊柱侧凸是一类病因不明、发病率高的脊柱畸形，约占脊柱侧凸总数的80％。许多学者试图从中找出畸形规律，将特发性侧凸进行归类分型，然后进行不同的手术治疗。1983年，美国学者King首次提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型。但是这种分型是建立在平面矫形的基础上，且只有5种分型，依据此种分型指导三维矫形手术，术后失败的病例较多。2001年美国学者Lenke提出新的分型，初步体现了三维矫形理念，而且比较全面，但是脊柱的旋转畸形没有涉及，且该分型共分42型，十分复杂，在手术中的实用性较差。

  邱贵兴注意到，King分型和Lenke分型依据的病例只有400多例和300多例，而协和医院经过近20年的临床，已经积累了3000多例资料。有了这么多的临床资源，为什么不能创立中国人自己的脊柱侧凸分型呢？在他的带领下，协和医院骨科建立了第一个脊柱侧凸数据库，并从中挑选了1245例完整病例进行了研究。经过十多年的系统研究和反复实践，他们发现了脊柱侧凸的三个重要规律：第一，脊柱弯曲的数量最重要。两个弯类型的侧弯最多，且最难决定手术范围，失败率也最高。第二，不同部位弯曲的三维畸形各有特点。第三，弯曲的柔韧性很重要。2003年，邱贵兴在国内提出了新的特发性脊柱侧凸分型，与国际惯例不同，这个分型的命名没有使用邱贵兴的名字，在他的倡导下，这一分型被命名为“协和分型（PUMC分型）”。

  这个分型方法不仅可以指导手术，还可以提供手术矫形融合的范围，大大方便了普及推广和实际应用。2005年，“协和分型”的成果刊登在国际骨科领域最权威的《Spine》杂志上，并在国内外逐步得到了推广。

  为更好地促进“协和分型”的临床应用，邱贵兴亲自设计了PUMC分型尺，把分型与脊柱侧凸的测量结合起来，成为脊柱外科医生的常用工具。他还按照协和分型进行手术演示，制成光盘，发行到全国。目前“协和分型”已在南京鼓楼等20余家医院推广应用。经国际同行临床验证证实，使用King分型指导手术时失败率为13.2％，而“协和分型”指导的手术失败率只有2.7％。

持之以恒

  “我们要学习外国人的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走自己的路。”

  1986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邱贵兴远赴加拿大留学。在加拿大，他学到了许多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脊柱治疗理念和脊柱外科的新技术、新方法。他认识到中国骨科与世界骨科学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而想弥补这个差距，绝非一日之功。为了让中国骨科走向世界，近年来邱贵兴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中国骨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独立自主创新的能力。我们要学习外国人的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走自己的路。”邱贵兴说。

  2000年，邱贵兴开始担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主任，为了与国际学者交流，他首先倡导把4年召开一次的全国骨科学术会议改为每年一次的国际中国骨科年会（COA）。2006年11月，第一届COA在北京举行，共有4000多名骨科医生参加，其中国际同行超过200人，共收到学术论文4665篇。第二届COA收到论文5346篇，注册参会人数5849人。第三届COA参会人数达8048人，收到论文7295篇，英文稿件259篇。到了2009年，COA规模再创新高，国内正式注册代表近万名骨科医务人员，收到论文8358篇，其中英文244篇。今年的COA将于11月在成都举行，从报名的情况来看，会议规模将大大超过去年。在COA会议期间，邱贵兴借鉴美国骨科学会的经验，为中国的骨科医疗器械厂商提供了宽敞的展厅。国内的很多厂商借用这个平台向世界展示它们的最新产品和最新技术。

  2009年，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骨科医生登记注册活动，截至2010年3月31日，全国共有骨科医生31149人进行正式登记。这将是一个动态的数据库，有助于未来中国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和学术交流。

  2004年12月底，印度洋发生大海啸。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医疗中心被完全破坏，马来西亚骨科协会主席向邱贵兴发来求援信，希望中国骨科学会能够给予物资援助。接到信后，邱贵兴立即以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的名义，向国内医药企业发出“海啸医疗救助”呼吁。不到半个月，骨科学分会就筹集到价值人民币250万元的骨科手术器械及其他医疗用品，派专人护送到马来西亚。这次国际援助行动大大提升了我国骨科学界的国际形象。

  由于骨科学分会在学术交流、继续教育、组织建设、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的成绩，2010年5月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获得了“中华医学会优秀专科分会”奖状。

心系患者

  “医生下医嘱要特别小心，要在心里问问自己，如果这个病人是我的父母，手术方案还是这么做吗？”

  每周二下午，协和医院门诊楼的骨科诊室外都聚集着从全国各地赶来就医的患者。这天是邱贵兴固定的普通门诊时间。“你这个颈椎的问题得早治啊。就像一个苹果，上面压了个东西，等到苹果压烂了，再把上面的东西拿掉也晚了。”每次出门诊，邱贵兴都力图用最通俗的语言给患者把道理讲明白，让他们接受治疗、配合治疗。

  邱贵兴从医始于1968年，那一年他大学毕业，和妻子林守清一起被分配到延安做乡村医生。那时候，整个延川县公社医院缺医少药，夫妇二人不仅要当内科医生，外科、儿科、妇产科的问题也要他们来解决。在紧急的时候，他要给林守清帮忙做妇产科医生，而林守清帮忙他做外科手术。“我们在大学学了8年，理论学了不少，却没有实践经验。在延安的10年，既没有老师，也没有设备，全靠我们自己通过看书来指导实践，还要自己创造条件建立手术室，给患者做各种各样的手术。苦是真苦，但真是锻炼人啊。”说起在延安的经历，邱贵兴感慨良多。在陕北农村，交通不便，经常需要爬几十里山路去出诊。10年间，邱贵兴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在深夜出诊，也记不清有多少次紧急时刻，在老乡家的炕上靠着手电筒的灯光就做起了手术。每次出诊，老乡们都拿出过年时才舍得吃的红枣和鸡蛋来招待他。“我们尽心尽力地看病，他们也特别信任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邱贵兴说。

  医患一家的理念从那时起在邱贵兴的心中逐渐形成，几十年来从未动摇。邱贵兴经常对科里的年轻医生讲，“医生下医嘱要特别小心，要在心里问问自己，如果这个病人是我的父母，手术方案还是这么做吗？”

  骨科每周四的大查房是对全科医生的一次大考。邱贵兴要求，每个病人手术前，主管医生必须报告病人的详细情况和手术计划，经过全科医生的充分讨论后，拟订正式的手术方案，才能执行手术。手术后还要把病人的恢复情况向全科汇报，并逐一总结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在查房期间，汇报的医生不允许看病历，必须做到对每个病人的情况了然于胸。

  教授也好，院士也好，在众多的角色中邱贵兴最喜欢的称呼还是医生。每周两次门诊，一次骨科大查房，雷打不动。医者父母心，邱贵兴在每次看诊时都把自己精湛的医术发挥到淋漓尽致，也把一颗仁爱之心倾注到每位患者身上。

科学浅说

特发性脊柱侧凸

及协和分型

  脊柱侧凸俗称脊柱侧弯，是指脊柱向侧方弯曲并伴有椎体旋转的三维脊柱畸形。特发性脊柱侧凸是一类病因不明、发病率高、严重妨碍青少年身心发育的脊柱畸形，是脊柱侧凸中的一种类型，具有手术风险大、技术要求高等特点。全国约有3亿多青少年，而脊柱侧凸发病率为1％至3％，其中特发性脊柱侧凸占80％。

  特发性脊柱侧凸的治疗需要建立在科学实用的分型系统上。美国学者提出的King分型和Lenke分型又都具有局限性。北京协和医院骨科通过对1200余例完整病例资料的分析，总结出三条重要规律，并据此创立了新的三维分型系统————“协和分型”，根据分型规定的规范化治疗方案，对特发性脊柱侧凸进行三维矫形。通过与国内外多家医院的联合应用，显示出协和分型具有全面、简便、实用的特点，具有巨大的临床实用意义。

 邱贵兴（中）在手术室指导手术。

读研究生时的邱贵兴、林守清夫妇。

  为庆祝结婚40周年，夫妻俩专门去中国照相馆照了一组纪念照。

 邱贵兴（左一）和医生们讨论病情。

  邱贵兴（左二）带领医生到病房查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