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的通讯制造业经历多年的发展变迁，两个响亮的品牌————中兴、华为都是在深圳成长起来的，这是否与深圳特殊的创新环境有关？

  周路明：不错。以前有一个思维定式，哪个地方创新的要素多、资源多，大规模的创新活动就肯定在哪里产生。但结果并不完全是这样。

  深圳曾是创新资源最贫乏的一个城市，但产业创新活动规模最大、成果最多的反而是深圳，这里的原因就在于环境建设。

  改革、开放这两个要素加起来，使深圳率先建立起了市场经济框架体系，在创新要素聚集上先走了一步，很快成为高技术企业发展的乐园。2008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8700多亿元，占了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更重要的是，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值占到了59％，这个比例在全国遥遥领先。

  记者：深圳是如何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环境的？

  周路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深圳围绕地方创新需求做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政策改革。

  深圳制定政策是针对创新实践中反映出的重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产生科技政策和法规。所以技术入股也好，无形资产评估也好，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也好，都是由深圳在全国率先做起来的。

  比如技术入股的产生，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初“孔雀东南飞”，大量科技人员来深圳创业，但当时的《公司法》里没有技术入股这一说法，所以在如何分配利益关系上，他们只能与投资方签订私下的协议，公司挣钱之后，大量矛盾出现了。为此，深圳第一个提出了“技术入股”，对后来科技人员创业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

  又如无形资产评估的兴起，是因为深圳企业在与外资合作时，有一部分资产没有办法评估。1993年，全国第一家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在深圳成立，随后深圳又通过了全国第一个《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这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个重要制度设计，为后来的外资合资、科技人员创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此后两三年间，无形资产评估行业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兴起了。

  制度创新大大推动了企业的创新活动。人才等各种创新要素之所以会在深圳聚集，很大程度就是取决于制度设计上体现出来的环境优势。

  记者：现在，全国各地在创新政策上的落差已经很小了，很多地方领导的观念也已经转变了，深圳是否会有危机感？又如何看待自己的优势呢？

  周路明：危机感当然会有。政策上各地已经没有太大差异了，深圳的优势主要还是在服务层面，在大致差不多的环境下，做到比别人的服务更高效、更快捷。通过这几年机构改革，政府致力于把事务性的工作剥离出来交给社会组织，专注于宏观的、长远的工作，使服务更专业、更科学。

  此外，深圳存在着一个企业家群体，这也是我们优势所在。

  一个城市出现一两个高科技企业并不难，但是有一群并能持续做下去就很难得。这些企业家形成一个小生态，新来的创业者在这个生态里，通过业界经验的传播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所以虽说在深圳创业硬成本比较高，但部分隐形成本比其他地方低，成功率也比较高。

  记者：您从事科技管理工作已经17年了，在您看来，为了更好地推进创新，深圳下一步该往何处使力呢？  周路明：深圳市政府这些年已经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比如将制度创新放在比技术创新更重要的位置等，这些都应该在今后发扬。

  我认为，深圳下一步应该更加重视以人为本，更加关注创新群体的诉求。过去吸引人才靠待遇，现在人才的诉求多元化了，只有充分考虑其各种诉求，才能吸引更多人才，在创新中占据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