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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版3  4下一版 2010年1月12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浩瀚太空 潇洒驰骋
———记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孙家栋
本报记者 郑 杨
  孙家栋,1929年出生,我国著名的航天技术专家,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50年来参与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的辉煌。他曾担任我国第一代多个首发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还担任我国多项重大航天工程大系统总设计师。到2009年4月为止,由他主持和领导研制的卫星共29颗。   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
  1999年,孙家栋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得知自己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孙家栋对记者说:“这是国家对我们全体航天人的肯定。”

  孙家栋是我国最资深的造星人之一。他的传奇人生与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密切相连: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在他领导下发射的卫星已达29颗。

钱学森“点将”踏上造星途

  2009年3月,孙家栋80岁之际,收到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来的贺信:

  

孙家栋院士:

  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一字一句读完了信,孙家栋百感交集,思绪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中国航天刚开创的那个年代,回到了在钱学森带领下艰苦创业的日日夜夜。

  多年前,正是钱学森的“点将”,使他与人造卫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7年建军节3天前的一个下午,孙家栋正聚精会神地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一位同志受上级委托来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为了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你了,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决定调你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孙家栋在前苏联读书时就曾听说过“钱学森”的名字,当时钱学森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大科学家了。一听是钱学森点将,孙家栋心里十分激动。他没有提任何条件和要求,建军节刚过,便扛着被卷和书箱去报到了。

  东方红一号卫星被誉为“中国第一星”,年仅38岁的孙家栋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国家已经确定了1970年发射,卫星要达到“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总体目标。如何尽快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如何按工程的研制规律一步步往下走?各系统怎样联接起来?联接起来后又怎样作试验?一个个难题摆在他的面前。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孙家栋的性格,每一个难题都必须拿下!例如,为了让卫星升空后地面“看得见”,孙家栋和同事们绞尽了脑汁。根据对卫星目视亮度的计算,卫星很暗,地面上根本看不见,于是他们就和搞火箭的同事商量,想出了一个“借光”的办法:让末级火箭和卫星一起运行,并且在末级火箭上安上一圈增加亮度的观测裙,最终让地面看见了卫星。

  当东方红一号卫星高奏着 《东方红》乐曲从北京上空飞过时,孙家栋仰望星空,泪水忍不住滚落下来。

  “造星”生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2009年4月为止,由他主持和领导研制的卫星共29颗。随着一颗颗卫星驰骋天外,他的名字也像璀璨的明星一般闪耀在浩瀚太空。但在孙家栋心里,钱学森始终是“我尊敬的领导和良师益友”,对钱老的感激之情仍深藏在他心中。

国际市场出任“生意人”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孙家栋和一些航天人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要让中国的运载火箭走入国际市场,参与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竞争,这将是中国航天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1985年10月,当中国将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升空后,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进入国际市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这一消息迅速震撼了国际航天界。发射外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技术合作,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过去以航天专家身份参与国际交流的孙家栋,受命于关键时刻,扮演起“生意人”的角色。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卫星,并准备让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

  在穿越太平洋的飞行中,孙家栋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着谈判稿。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不辱使命,拿到了许可证,为发射计划铺平了道路。1990年4月“亚星”发射成功时,孙家栋笑得最舒心了,因为这次卫星的入轨精度是休斯公司31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

  为了使中国航天能跻身世界卫星发射市场,孙家栋以花甲之身,多次往返奔波于大洋两岸,闯过了一关又一关,为谈判所耗费的智力和精力,绝不亚于研制一颗卫星。  1994年的一个冬日,他率团与来京的美国宇航代表团就中美续签卫星发射合同进行了3天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当备忘录在人民大会堂签署的前一刻,他终于支撑不住,晕倒在谈判间里。

  孙家栋对卫星谈判深有感触:“谈判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原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刘纪原曾说过,‘孙家栋在前面谈,亿万中国人民在作后盾’。国家的实力增强了,我们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

  2004年,中国月球探测工程正式启动,拉开了中国深空探测的帷幕,成为我国航天史上继“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 

古稀之年勇挑探月重担

  2月25日,孙家栋被任命为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接受这样一项任命,对不少人来讲颇为意外。2004年起一直跟着孙家栋做事的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回忆:“当时孙院士已经70多岁,身上的荣誉很多很多了。嫦娥一号工程风险很大,一旦失败,他50多年很辉煌、很圆满的历程就会受损。我想孙院士勇挑重担,确实出于对航天事业的满腔热忱。”

  事实上,探月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够顺利启动,孙家栋正是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和后来担任探月工程总指挥的栾恩杰、担任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的欧阳自远早在2000年便为了探月事业走在一起,三个同样年事已高的老人被称为“嫦娥铁三角”。

  在欧阳自远看来,孙家栋这位身经百战的“老航天”拥有极高的智慧,遇到任何技术难题,都会组织强兵猛将攻关解决,让整个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孙家栋老是开玩笑地说:“欧阳,我就是给你打工的!我的任务就是延长你的手、你的眼睛到月亮上,让你能看到月亮、摸到月亮。”

  对孙家栋来说,真正的挑战来自工程上的目标,这可是当年发射“中国第一星”时才面临过的巨大挑战。“过去一直只是飞离地球几万公里,现在要想办法飞到近40万公里外的月球,所有地面跟踪、通信等设备能不能跟得上,是一个挑战;过去都是围绕地球飞行,项目再复杂,终究只是处理航天器与地球的关系,而现在变成与月球的三体运动,对航天器的质量、精度等要求也是新的挑战。”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三甲”运载火箭载着“嫦娥一号”卫星腾空而起,冲向太空。在1年的工作寿命内,实现了全部工程目标与科学目标,并于2009年初实现了可控撞月。

  探月一期工程圆满成功,作为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他又开始悉心指导探月二期工程的实施。“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已经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孙家栋动情地说。

  当记者问起孙家栋,他心中航天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孙家栋沉思片刻,果断回答:“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热爱祖国不是一句空话,对航天人来讲就是热爱科学,热爱航天事业。无私奉献表现在哪里?工作需要就是你个人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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