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9日，中国国家图书馆迎来了百年纪念。回首来路，国图的产生、成长、发展和壮大与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紧密相连。从京师图书馆，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再到现代化的国家图书馆一、二期新馆，这一系列变化见证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

  百年来，国家图书馆入藏了2700余万册（件）文献，成为世界最大的中文文献收藏与提供中心和国内最大的外文文献收藏与提供中心；建设了25万平方米的各具特色的馆舍，成为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

  国家图书馆百年历史中的近60年，更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发展篇章，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半个世纪的艰难岁月

  翻开国图的史册，简单浏览就可以发现，国图走过的百年间，颠沛流离的岁月占了近半个世纪。

  进入9月，国图百年馆庆的各种活动就陆续开始了，其中包括不同主题的讲座。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期讲座不仅面向公众，国图的年轻员工也都要参加，作为一种培训方式，让年轻一代了解国图的历史和有关的历史事件、故事。

  这一天是国图副馆长陈力主讲《国家图书馆历史上的名人》，也很吸引人。

  翻开国图的史册，简单浏览就可以发现，国图走过的百年间，颠沛流离的岁月占了近半个世纪。陈力谈到的名人，对公众来说许多都耳熟能详，如鲁迅、梁启超、王国维、郑振铎、蔡元培、任继愈等，跟随着这些对国图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名人的足迹，一幅国图成长的历史画卷缓缓展开。

  陈力介绍，中国图书馆事业发端于19世纪末。1895年，梁启超创立“强学会”，在北京琉璃厂开“书藏”；1900年杭州成立“浙江省立图书馆”，可以看作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起始。

  而国图的前身则始于1909年，张之洞执掌清廷学部，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9月9日清廷准奏，京师图书馆诞生。但未及开馆，清廷就倒台了。民国政府成立后任命江翰为京师图书馆馆长，继续筹备开馆。

  “鲁迅对国图的贡献并不为外界所知。”陈力介绍，当年《四库全书》拨归京师图书馆收藏，受到层层阻挠，正是鲁迅一次次奔跑协商、催办，才使《四库全书》最终回到京师图书馆，成为如今国图的“镇馆”宝藏之一。“解放后，鲁迅的很多珍贵手稿也由他的夫人许广平捐赠给了国家图书馆。”陈力说。

  陈力介绍说，正是因为有一批真正爱书、为图书馆事业不断付出的人，才使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在步履维艰中一步步发展起来，使很多珍贵书籍得到保护、留存。比如，京师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晚清“四大才子”之一的缪荃孙，1909年9月9日被任命为京师图书馆的正监督，在任期间不仅接收了内阁大库拨交的书籍，还调进送京的敦煌经卷18箱，并四处访求文献，编定《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等。

  京师图书馆最早是在广化寺，但那里狭隘潮湿，不宜存放图书，地址偏僻不便阅览，1913年10月即闭馆。1915年6月，当时的教育部议定原国子监南学旧址为京师图书馆新址。由此，京师图书馆开始建立规章制度、接收典籍等相关筹备工作。1917年1月26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1926年10月，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1928年6月，北京改称北平，7月18日，国立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1年，文津街馆舍建设落成，这使国立北平图书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但好景不长，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华北局势日趋危急。为使国家珍贵典籍免遭不测，国立北平图书馆奉命将善本古籍装箱南运，开始了艰辛曲折的大迁移。直到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这段颠沛流离的历史才告结束。

保护珍品 传奇故事多

  截至去年底，国图馆藏文献已达2697万册（件），宋元名刊1500余部，古籍善本就有27万册（件），特藏70万件，普通古籍160余万册。

  与国图有关的历史名人往往也就是与国图的名藏相关的人，几乎每一部珍贵善本背后，都有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

  古籍馆善本组的副研究员程有庆，满肚子都是这样的传奇故事，讲起来津津乐道。

  程有庆1984年就到国图善本组工作，对诸多善本入藏国图的经历都非常清楚。据他介绍，国图善本库入藏的善本重点是几个时期的收藏，一部分是晚清筹建京师图书馆时，调集翰林院、国子监、内阁大库残本，以及征得各省官府藏书及常熟瞿氏、归安姚觐元咫进斋、扬州徐乃昌积学斋等私家藏书。这部分藏书中，包括《敦煌遗书》8673卷，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原本、原函、原架，还有翰林院残余的《永乐大典》60册。一部分是解放后国家出资购买的，包括来自清代4大藏书楼中的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的部分藏书（另有归安陆氏“ 宋楼”和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藏书楼）；号称民国藏书“南陈北周”之“南陈”陈清华的藏书；以及一大批爱国人士陆陆续续的捐赠，如“南陈北周”的“北周”周叔捐赠的家藏、著名藏书家、校书家傅增湘的家藏等。

  “像周叔一家人，真是爱国啊！”从1952年至1981年，天津民族实业家周叔先后4次将自己用毕生精力和心血收藏的4万余卷图书、字画及1000多件文物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天津博物馆。其中藏于国图的就有精品宋、元、明，抄、校本书715种、2672册。“他的后人又几次向国图捐赠，真是感人！”程有庆说。

  像周叔一样捐献国图书籍文献的人还有很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振铎。”程有庆说。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还是一位学者、作家和藏书家。抗战时期上海沦陷，郑振铎留在上海千方百计搜购古书，甚至到了举家喝粥的地步。解放后，在他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期间，不遗余力寻求各方藏书，影响了一大批爱国人士纷纷向国家捐献私藏，很多人像周叔那样把藏书捐给了国家。到上个世纪60年代，国图的藏书比刚解放时增加了3倍。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善本收藏，遇到珍贵的版本不惜花重金购买，程有庆亲身经历的是2007年发现的一册《永乐大典》。

  “当时和社科院语言所、故宫和文物出版社的3位专家一同去上海做珍本古籍核查工作，说是有人手中有一册《永乐大典》，可以去看看。当时根本就不相信有这个可能，结果，一看就傻了。”那是一部“湖”字册，国图恰好存有这册《永乐大典》之前和之后的两册，中间缺的正是这一册。熟悉《永乐大典》的程有庆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应该很激动的，但激动不起来，都傻了。”他立刻报告馆里。后来经过国图和国家文物局的专家4次鉴定，确认为真品，最终收归国有。

  “这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程有庆感慨说。

  截至去年底，国图馆藏文献已达2697万册（件），宋元名刊1500余部，古籍善本就有27万册（件），特藏70万件，普通古籍

160余万册。

  为纪念国图建馆100周年，自9月1日起国图举办《百年守望———国家图书馆特藏精品展》，一个多月时间里，《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赵城金藏》、甲骨特藏以及众多宋版珍本都将免费展示。相信当这些千古流传、难得一见的珍贵善本呈现眼前时，同样吸引人们的，还有书籍背后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

  “以前，图书馆不是为公众服务的，真正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图书馆事业，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

  1949年10月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时，北平图书馆移交文化部，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51年3月27日，文化部批准了《改造北京图书馆方案》，首次明确了其方针、任务，使北京图书馆成为服务广大人民的图书馆。

  “以前，图书馆不是为公众服务的，真正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图书馆事业，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陈力说。

  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事业发展很快，不仅藏书大大增加，读者也大量增加。

  “文津街的老馆盖得很漂亮、很好用，但跟不上发展，又扩建了6号楼，还是不够用。”1975年进馆、退休后反聘在馆庆办公室工作的富平还记得当年的情形，“书藏在柏林寺里，找书得打着手电筒。”文津街老馆的情形也一样，读者一天天增加，阅览室根本不够用。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的求知欲望空前高涨，当时到北京图书馆读书，成了很多北京人生命中难以忘却的经历。“一呆就是一天，中午饭都不回家吃。”一位当年的老读者回忆说。

  随着藏书量的增加和读者的涌入，尽管国家陆续将馆区周边的2号楼、4号楼（灰楼）、3号楼（红楼）、西皇城根报库、柏林寺书库、故宫书库和北海公园的静心斋书库都拨付给北京图书馆使用，依然满足不了日益增加的需求。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批准在西郊白石桥建设新馆，被称作“一期工程”。

  “上千年的古籍都在国图，1987年以前，有的就堆放在地库里。书最怕的就是潮湿发霉，纸张也是有寿命的。科学的保存就是要让千年的书籍能再保存千年，没有恒温、恒湿的控制根本做不到。”国图古籍馆文献保护组组长周崇润说，“一期工程完成后古籍善本保存问题基本解决了。”

  一期工程于1983年开工，1987年建成，总投资3亿元，总面积14万平方米，藏书容量2000万册；阅览座位3000个，另有1300平方米的展览厅和1200个座位的报告厅。

  “最重要的是建立了善本特藏库，千年珍本终于有了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周崇润说的特藏库，是在一期工程的地下专门建设的，包括保存本库、计算机房，都实现了集中空调系统控制，恒温恒湿，还有自动防灾系统等。

  周崇润的保护组也得到了扩充，建立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实验室。“所有善本入库前都要在零下25摄氏度的冰柜里进行冷冻处理，目的是杀虫、去霉菌，然后才能入库保存。”周崇润说。

  周崇润介绍的低温冷冻杀虫技术，是国图保护组与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共同完成的科研成果，曾获部级科技成果三等奖。另一项让他们引以为傲的科研成果是纸浆补书机的研制。

  国外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应用纸浆补书机，国内也有进口，但国外产品不仅造价高，噪音大，也不适合我国古籍的纸张，操作上一不留神就会对图书造成永久性破坏。修复组的杜伟生、张平等人就决定自己动手制作一台。经过反复实验、改进，目前第三代纸浆补书机已经投入生产使用，而且出口到国外。“今年能生产60台，用以配发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周崇润说。

  古籍修复方面同样也取得很大进展，在1966年完成全部《赵城金藏》修复的基础上，近30年来，又陆续对《敦煌遗书》、《永乐大典》等进行修复，馆藏一万多米的《敦煌遗书》已经修复了6000多米；完成了《永乐大典》161册和西夏文献127种的修复。

  “2006年，财政部拨款300万元增设了敦煌库，”周崇润说，“现在，古籍保护和修复这块，无论硬件、软件都有很大的提高。”

  一期工程完成后还引进了NEC计算机系统实现了自动检索，大大提高了服务水平。“但是，不到10年，又不够用了。读者太多，经常得排队，前面的出来了，后面才能进。”富平说，“1998年，国务院领导到国图视察，就指出国家图书馆应为我国数字图书馆核心。国图二期工程的方案就叫‘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暨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

让全社会共享国图的资源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属于全世界的图书馆，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文献提供中心、全国最大的外文文献提供中心。”

  1998年12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从1999年开始酝酿，2005年底开工。作为国家“十五”期间的重点文化工程建设项目，也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数字图书馆工程，目标是要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中文收藏中心和数字资源基地以及最先进的信息网络服务基地。

  二期工程总投资12.23亿元，工程于2005年底动工建设，去年9月9日开馆接待读者。

  如果说一期工程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建筑风格，那么二期工程则充满了现代化气息。建筑层高28米，地下5层地上3层。整个建筑虽然不高但气势宏伟，空中俯视如同一部图书。二期新馆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设有读者座位2900个，日均接待读者能力约8000人次，国家图书馆馆舍总面积也随之增至25万平方米，居世界上国家图书馆第三位。

  “去年9月新建成的北区开放时，国家数字图书馆也同时开通。”国图计算机与网络系统部副主任邢军介绍说。

  国图从2000年起有计划地将珍贵特色馆藏进行数字化，截至去年底，共完成馆藏特色资源数字化1.152亿页，馆藏数字资源总量达250TB,面向全球用户提供服务。已在互联网上发布的有现代文献、民国时期文献和古代文献等，预计在今年完成全部自建数字资源的发布工作。

  “目前，国图的网络系统体不仅能为到馆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自动化服务，还为未到馆的读者提供网上服务、掌上服务。”邢军说，“只要有国图的读者卡或在国图网站上注册，就可以获得多种免费服务，如网上免费阅读、手机短信服务、手机阅读、手机报等。”

  陈力说，“全国只有一个国图，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到国图来读书和查阅资料？现代化服务理念就是要利用现代化手段，让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读者都能共享国图的文化资源。”但即使只有北京人有这样的幸运机会，国图也不堪重负。设计每天6000人次的服务能力，实际上达到12000人次，周末甚至达到15000人次。

  “之所以大家都到国图来读书和查阅资料，除了这里书刊全，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地方和社区图书馆不健全。”富平说。职业生涯都在国图度过的富平认为，图书馆属于公共服务事业，必须要有公共投资，投入不足，服务就做不到位。“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必须根据公众需求和使用方便的原则，分层建设。地方各级公共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不建设，国图的压力永远不会减轻。”富平说。

  其实，国家自2002年4月即启动了“文化共享工程”，2006年，“文化共享工程”列入了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文化共享工程”就是要整合全国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逐步构建起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化信息资源库群，建成一个以国图为中心，依托省、市、县各级公共图书馆，分级服务的网络体系。

  陈力认为，作为国家图书馆，职责包括3个方面：一是为国家立法决策服务，二是为重点教学、科研生产服务，三是向社会提供服务。“国家文化共享工程，国图不仅提供内容资源，还提供技术保障，多方面参与这个工程。用现代化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文化服务，是国图的职责。”陈力说，“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属于全世界的图书馆，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文献提供中心、全国最大的外文文献提供中心。”

  百岁国图，正焕发出从来没有过的活力，正向着更宏伟的目标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