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艺术事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形成了第一个高潮,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的春风,则把文化建设推向全新的时代。1979年前后,我国文化产业开始萌芽,出现了第一个报刊广告、第一个音乐茶座……,30年过去了,文化产业与事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公共服务覆盖城乡,新兴行业生机勃勃,传统行业焕发新生,我国文化建设正步入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期。
文化产业异军突起
1993年,在各地发生了一系列貌似无关、实则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事:
北京。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某下属单位的总经理张宇正在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买别的东西可以到大商场、大超市里很方便地挑选,买演出票只能到影剧院门口的小窗口前排队呢?不久,他牵头成立了中演文化娱乐公司,并成立票务部,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票务通”的前身。
深圳。已经在中日合资的深圳美光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过7年,并成为该公司董事的万捷决心重新创业。怀着“打造中国顶级印刷企业”的梦想,他创办了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这个起初只有35名员工的小公司后来发展成了享誉国际的雅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26岁的王红丽原来是河南豫剧二团的一颗新星,荣获了河南省首届香玉杯艺术奖和河南省第二届戏剧大赛表演一等奖。但她却在这一年同几位家庭成员一起,凭着10万元流动资金办起一家民营戏曲表演团体————河南小皇后豫剧团。16年间,不仅她本人成为中国戏剧二度梅花奖获得者,她的剧团也因演艺水准一流、经济效益突出,成为民营剧团的先进典型。
……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初,全中国有无数像张宇、万捷、王红丽这样的青年,怀抱梦想投身到今天我们称之为“文化产业”的行当之中。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命题,标志着全社会开始对“文化产业”领域发生的现象给予关注。
1998年,文化部设立了文化产业司,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进入政府致力推动的时期。2000年10月11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使用了“文化产业”的概念。这是“文化产业”一词首次出现在党的文件中。此后,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从那时到现在,不过9年。
2003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 2004年1月,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4月,中国出版集团更名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具有企业身份的出版单位;12月,《北京青年报》的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内地传媒企业海外首发上市“第一股”;年底,上影集团完成了整体转制。
体制转变激发出空前的活力。儿艺改制当年,剧院共创收2163万元,其中营业收入1568万元,是改制前的18倍,2005年又创下总收入5000万元的业绩;上影集团实现利润由2003年的209万元跃升到2005年的8548万元,其所属的上海联合院线公司,2005年观众达到2028万人次,实现票房收入2.46亿元,在全国院线排名第一……
与此同时,民营文化企业不断壮大,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2004年,国有文化企业和民营文化企业的比例为1:1,至2007年,这一比例已变为1:4。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全国民营文艺院团已超过6800家,年演出200万场以上,出现了河南宝丰、浙江嵊州、辽宁沈阳、安徽临泉、江苏如皋、福建莆田等典型地区和河南小皇后豫剧团、吉林东北风二人转艺术团等优秀民营文艺表演团体。
2004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我国文化产业统计数据。当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44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15%。到2007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了2.6%。去年,在一些发展较快的省份,文化产业占当地GDP的比重已超过5%。短短几年间,不少地方的文化产业增长速度已经远远高于其他产业,成为当之无愧的支柱产业。
事业产业相互促进
爱读书的杨泽文对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人们的阅读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图书的出版速度了。”他还记得1979年底,为了购买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他冒着刺骨寒风到新华书店去抢购,结果不但书没有买到,还被踩伤了双脚。
上世纪7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们,多少都会有和杨泽文类似的经历。电影票难买、电视节目种类少,一本小说有时候10多个人传着看。只有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文化娱乐活动才相对丰富一些。
一方面资金有限无法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一方面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亟须满足。这个解决起来难度颇大的矛盾,最终催生了文化产业的萌芽。
1979年,广州市东方宾馆开办了国内第一家营利性的音乐茶座,标志着新中国文化市场的兴起,也被公认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起点。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文化产业”这个词,倒是有些电影队、影剧场等像东方宾馆的音乐茶座一样,开始试着提供有偿文化服务,以补贴文化事业经费的不足。后来,这种做法推向全国,被称为“以文养文”、“以文补文”。据统计,1988年全国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以文补文”活动,全年纯收入占国家所拨经费的12%左右。
虽然随着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以文补文”的说法逐渐淡出,但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文化事业提供了更加雄厚的财力支持和更加丰富的产品供应,这一点毋庸置疑。
以出版业为例,去年,全国出版图书27.57万种,比1949年增长33.5倍;出版期刊9549种,种数比1949年增长37倍;全国出版报纸1943种,比1949年增长6倍……,更不用说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以前根本就不存在的出版门类。难怪有人要说,过去是“书荒”,如今是“书海”了。
同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电视剧生产大国和播出大国。国产影片的市场占有率大幅提高,超过总票房的60%。截至2005年,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94.48%和95.81%。
另一方面,文化事业也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加强,在满足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同时,也在培养着文化消费的潜在市场。
以体育为例,遍及城乡的体育设施、蓬勃开展的全民健身活动,使城乡居民的生活更加丰富,也增加了他们对于体育赛事的兴趣和对体育用品的需求。如今,我国的体育用品市场不断壮大,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体育用品制造基地,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迄今已举办24届,成为亚洲最大、世界排名第三的体育用品博览会。
无论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事业,归根结底是服务于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一基础决定了它们能够不断寻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点,最终实现相互促进和共同繁荣。
步入黄金发展时期
最近几年,文化建设领域捷报频传。全国文化产业增长速度连续几年保持在17%以上,比同期GDP增速高6至8个百分点。特别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文化产业逆势上扬,今年1至5月,平均增幅仍达17%。不久前,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回顾新中国60年文化建设情况时说,我国文化建设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丰富国内文化产品和增强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客观上推动了我国文化建设加速发展。
今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与此相应的是,近年来,国家对文化遗产、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先后公布了两批10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09座历史名城,251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同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文化“走出去”。
60年的探索和实践,也为未来的文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初具规模;产业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新型市场主体正在发展壮大;国际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形成一批影响较大的出口文化品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也为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方面,技术进步推动文化设施不断升级,提高了已有文化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新兴业态层出不穷,为文化建设带来勃勃生机。
应当看到,当前我国文化建设还面临许多挑战。如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还不高、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文化软实力与我国国际地位尚不相适应等。但是,只要能抓住当前的大好机遇,不断开拓进取,我们一定会迎来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美好未来。
亲历者说
著名舞蹈艺术家、北京爱莲舞蹈学校校长陈爱莲———
我和祖国一起成长
□ 本报记者 乔申颖
“我很幸运,关键的时候都赶上了,所以人家都说陈爱莲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舞蹈专业的发展过程。”陈爱莲笑着说。
陈爱莲祖籍广东番禺,1939年出生于上海。11岁的时候,父母先后病故,她和妹妹进了孤儿院。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国家准备把舞蹈作为一个专业重新建立起来。上海的3家孤儿院是招生的重点,陈爱莲幸运地成为被选中的孩子之一。“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科班出身的舞蹈演员。这个‘点’我算赶上了。”陈爱莲说。
1954年,新中国第一所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陈爱莲被送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60年第一套舞蹈专业教材出来的时候,她又负责教材的实施。
再后来,服从组织安排,陈爱莲到了歌剧舞剧院舞剧团当演员。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文化艺术迎来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陈爱莲看到一些外国舞蹈家开个人舞蹈专场,感到特别惊奇。她说,“1980年,我举办了新中国第一场个人舞蹈晚会,演出一个半小时。那是一个很辉煌的年代,很多好的舞蹈节目纷纷出来,这个‘点’我又赶上了。”
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1989年,陈爱莲成立了文化部批准的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民营艺术团。“一年演出300多场,很辛苦,但是坚持下来了。这个‘点’我也赶上了。”
1995年,国家提出倡导社会力量办学校。陈爱莲觉得自己办艺术团已经有了资金准备,加上本身使命感特别强,就申请办了北京市第一个民办舞蹈学校。“那时候只是原则上号召,还没有程序,找不到地方申办,后来在教育部门协调下,挂靠在一个学校,后来允许独立办校的时候我也是第一个脱离出来的。这个‘点’我又赶上了。”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70岁了,陈爱莲艺术团也成立20年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一个平台,把我的经历、经验整理出来。”陈爱莲说,她们那批人,学得比较全面,所以《天鹅湖》能跳,《红色娘子军》也能跳,《大红灯笼高高挂》同样能跳。她由衷地说,“中国舞蹈体系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建立的。我希望能把我经历过的剧目恢复起来,把一些宝贵的经验保留下来,为中国舞蹈的传承做一点贡献”。
外国朋友说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驻华代表叶雷博士:
生活是一座文化的博物馆
□ 本报记者 乔申颖
叶雷的英文名字是Ray Yip,也许是因为他中文说得太流利、在中国住得太久,或者是对中国太熟悉,总之,常常让人忘记他其实是个美国人。“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所以把自己当成一个长期的游客。”叶雷1987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后频繁往来,直到1998年,因工作暂时定居北京。
每到假期,叶雷就会骑上他心爱的自行车,在北京城里“旅游”,他还骑车到过内蒙古和陕西的延安。带着这种视角,叶雷观察着他喜爱的中国文化。
“中国的文化太丰富了,很多小城市都有自己很漫长的历史,如果你不到那里去,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叶雷说,即使已经在北京住了超过10年,他仍然可以不断发现新的文化景观。
在叶雷看来,日常生活是传统文化最好的保存地,在那里,传统文化一直默默传承着。“我特别喜欢逛北京的花鸟市场,我去过的其他国家没有哪儿有这么大规模、分类这么细的花鸟市场。”叶雷说,“虽然我并不喜欢养鸟,但我很喜欢看那些养鸟的人。他们的技术都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他们每个动作背后都有故事。只要有爱养鸟的人,就会有花鸟市场。在这里拆了,他们又会在别的地方建起来。”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叶雷说,“那是‘活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