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亿万农民心潮澎湃：咱农民当家作主的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从那一天起，亿万农民为过上幸福生活，跟着共产党艰苦奋斗、拼搏探索了整整60年。尽管60年脱贫致富的道路有坎坷、有曲折，但在党的农村政策不断完善的60年里，农村改革波澜壮阔，乡村变化翻天覆地，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

  耕者有其田的千年

企盼梦想成真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根本的原因是体制机制的不断改革。这种改革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有利于调动农民等各方面的积极性，既符合我国的国情，也符合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回首60年，改革的历程光辉而又充满艰辛。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出台，开始在新解放区的3亿人口中推进土改。至1953年春，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基本完成了土改，近4.6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7亿亩土地。

  北京顺义区北小营镇榆林村81岁的老人冯仪说：“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使我们农民翻了身，开始过上了好日子。”当年冯仪接过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时，同亿万农民一样，那种喜悦、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这次土改极大调动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积累了启动能量。 

  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据陈锡文介绍，土改之后，各地农村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推出了合作组织，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到1956年底，87.8％的农户加入了54万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发展之初，合作社表现出了优越性。但1955年夏季过后，农业合作社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内遗留了一些问题。到1958年，我国农户基本上加入到了2.66万个人民公社之中，出现了生产中的“大呼隆”和分配中的“大锅饭”现象。此后，中央开始逐渐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探索和寻求适合国情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体制。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签订了“包产到户”协议，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自此，我国开始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冲破了中国农业经济长期徘徊的僵化局面，让农民掌握了生产自主权，重新构造了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同时，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探索和开拓的精神动力。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占农村集体所有耕地面积的94.6％，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0.3％。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回首农村改革的历史，我们清楚地记得，从1953年开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村改革以后，我国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逐步缩小农产品统派购范围，恢复集市贸易，允许长途贩运，培育多种农产品流通组织。直至2005年全面放开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市场，赋予农民经营自主权，农产品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

  据测算，我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1990年已达到60％，2000年达到80％，2005年粮食放开后即全面实现市场化。2006年年底，我国已有年成交额亿元以上的农产品批发市场1497个，年批发成交金额7389亿元。

  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框架开始搭建

  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台了11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逐年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时期，农民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上缴各种税负等方式，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资本积累，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央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陆续出台了以“四取消”（取消农业税、屠宰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四补贴”（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

  据测算，“四减免”，农民每年得到的好处约1250亿元；“四补贴”，2004年为145亿元，到2009年已增加到1230亿元。亿万农民得到了“真金白银”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