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像你们这样干活拼命的”

  1996年7月的天津，骄阳似火，中午最高温度可达40多摄氏度。一大队队员来到天津新港码头，对码头形变、沉降做测量。

  天津新港所在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冲积、海积软土层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港区在不断沉降，部分码头开裂变形。为掌握港区沉降的规律，港区管委会找到了国测一大队。

  承担任务的是一大队的第一中队。

  每天，队员们早早便起床吃饭，天刚亮就出工。领导干部带头，高级工程师、技术员与一线工人们一起扛设备、挖坑、埋标……他们同住、同吃，干部和技术骨干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盛夏的海河，两岸遍布芦苇和深浅莫测的泥地，滩涂上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涨潮时水漫滩涂，芦苇只露个头。为保证陆地成图与水下成图能顺利接边，不发生漏洞，测绘镜站必须走到平均潮位以下，最深的地方稀泥齐腰。

  过往船只上掉下和扔进河里的铁丝、钢筋，不是割破了他们的脚，就是划破了他们的腿。烂泥地里发黑的臭水散发出一阵阵的腥臭，蚊子紧跟着人。芦苇地里闷热难耐，队员身上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又干，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海水，每天回家脱下衣服，衣服就像盔甲一样挺立着。

  在野外工作，最不需要的就是镜子。一位队员观测完后回到驻地，在大楼下路边坐着休息，大包小包的行李，浑身脏兮兮，面前还放着他的脸盆。

结果过来个人，“哐当”扔了5毛钱硬币在他盆里。

  测量队中有个自嘲的顺口溜：远看像拾破烂的，近看像要饭的，证件一掏，哦，搞测量的。连招待所的服务员都说：“没见过像你们这样干活拼命的。”

  如今，一大队在沉降测量方面的科技水平大大提升。一大队掌握了全国仅有的两台绝对重力仪中的一台，通过检测绝对重力的变化，可以动态监测地下水资源的变化情况。

  2008年，退休后的一大队精密测量中队中队长段同林想亲眼看看建成的杭州湾大桥。

  车行到大桥，导游问大家，“谁知道大桥的长度？”只有段同林一个人能回答，而且丝毫不差。导游很惊讶，但她不知道，不仅大桥的长度、方位，甚至于每个桥墩的点位都是段同林和他的队友们测出来的。

  不仅杭州湾大桥，还有三峡水电站、青藏铁路、港珠澳大桥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都有一大队人拼搏奋斗的身影，而当工程竣工后，庆功的功劳簿上却鲜有他们的名字。

  “一大队从来没争过，也没想过去争这个荣誉。”段同林边笑边摆着手说。

“我带你进来，就要把你活着带出去”

  “没有这帮并肩战斗的兄弟，我早死好几回了。”在接受采访时，张朝晖泪流满面，20多年测绘野外作业的酸甜苦辣在此刻化作泪水奔涌而出。

  1990年5月，新疆南湖戈壁。张朝晖和他的队友们来到这里，进行水准、三角等测量。在新疆，人们说起南湖戈壁，总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据说连鸟飞进去也会迷失方向。

  那一年新疆热得出奇，白天地表温度可以达到70多摄氏度。张朝晖说，蜥蜴走在沙地上都是3条腿着地，“要空1条腿轮流休息、散热。”“人呆着就不停地流汗，脸摸起来像砂纸，都是盐粒。”为了省水，洗澡、刷牙、洗脸，队员们只能在梦里想想，“衣服上全是白花花的盐和沙子，头发结成一块黑炭，捋一下能捋下半掌沙子。”

  测绘地点正好处在风口上，一刮就是七八级的沙尘暴。狂风裹挟着沙土、碎石，一个晚上下来，吉普车的漆就全被打光了。“帐篷扎不住，也做不了饭。”馍干成硬块，大家就用手捏碎，就点清水，大部分时候一日三餐就这样简单对付。

  一天，张朝晖发现自己的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不听使唤。“是脱水了吧。”他放下活，盘坐在车影里喝了几口水，没吭一声。一天就这么坚持下来了。当日暮时分回到营地时，病情已经发展到他的双手。队友们要给他倒水，他却连碗都拿不住，“就像中风了一样，不停地抖。”

  他不知道，因为矿物质流失太多，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钾缺乏症。队员们要把他送回哈密，他执意不让。“只剩3天工了，营地里剩下的水和食物都不多了。如果送自己出去，必然要带走车和水，工作就非停不可，来回4天，分队就在戈壁滩上多呆4天。”“作为作业组长，我不能拖分队的后腿。”

  “明天我休息，我等你们回来，完成任务咱们一起走出这个地方。”队员们被他的执著打动了，一口一口地把馍和水喂到他嘴里……

  第二天，队员们整理行装再次出征，张朝晖只能躺着向队友们告别，而当队员们回来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不能耽搁，马上送医院。”副中队长张全德倒出小半盆清水，大家七手八脚地给张朝晖擦了一下身子，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抱上了车。

  “付祥开车，我陪着去，其他人等我回来。”张全德简单吩咐了几句，就连夜直奔哈密医院。

  黑夜加上道路难行，短短80公里，他们走了2天。“走错路了，到了一条干河床，过不去又回来了。”在车上张朝晖昏厥了好几次，他隐隐约约记得，副中队长始终抱着他，不停地跟他说话，“挺住，我把你带进来，就一定要把你活着带出去。”

  午夜的戈壁，气温零下四五摄氏度，他们都还穿着白天的单衣，冷得直打哆嗦。张朝晖用牙咬自己的嘴唇，勉强睁开眼，却看见副中队长的嘴里正含着6根烟，火光映得他的脸庞红通通的。2根给了司机付祥，2根插在张朝晖的嘴上，2根他自己抽……

  他们将食物和水都留给了守在营地的队友。饿了，一个用挫刀柄顶住肚子，一个用方向盘，再实在忍不住就吼起了秦腔……

  那一年，他们在南湖戈壁干了43天。

“如果身体允许，我还要继续干野外测绘”

  每天晚上12点，雷莉都会起来给丈夫倒一杯开水，照顾他喝下去，不用闹钟，更没有人督促她这么做。“晚上血液稠，喝点水能稀释一下。”

  雷莉的丈夫尚小琦，一大队中队长、高级工程师，毕业后到的一大队，一干就是20多年外业，前不久刚调回内业工作。

  “刚刚团圆半年，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又查出有糖尿病。我真怕他会突然离我们娘俩而去。”雷莉哽咽地说，“你们来了，能让我把心里话说出来，我还好受一点，前几天我都不知道怎么撑下去了。”

  雷莉的丈夫不让她去队里“嚷嚷”。“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队里也不容易。”丈夫说。在家里，雷莉哭着、喊着求丈夫别干测绘了，但……“如果身体允许，我还要继续干野外测绘。”一旁的丈夫说。

  19年了，张述周的妻子史玉萍依然在寻找当年那位好心的司机师傅。

  1990年，半夜12点多，儿子突发高烧，而丈夫远在深圳出测，她一个人抱着儿子下楼拦了辆车就上医院。到了医院门口，她撒腿就往医院里跑，等她看完病出来已经2点多了，那辆车还在那儿。

  “师傅，不好意思，刚才急疯了，忘给您钱了，让您等这么久。”史玉萍说着要掏钱包。

  “不是，妹子，我看你这么晚了一个人抱着孩子，怪不容易的。”“我就在这等着，你出来肯定还得用车。”

  多少年来，史玉萍一个人默默承担着家庭的重担。让她感动的是，一路上总有像这位司机一样的热心人帮助她，让她有勇气撑下去。

  “20多年前，同学的哥哥向我介绍他时，说他们的工作真的很有意思，一边工作一边游山玩水。我当时年轻又爱玩，对他们测绘工作充满憧憬，就同意了。”结婚以后，她才体会到测绘工作的艰辛。

  孩子2岁多那年，史玉萍带着孩子看望在深圳出测近8个月的丈夫。在火车站，丈夫伸手要接抱孩子，孩子却紧紧搂着妈妈的脖子不放。8个月不见，儿子已经认不出他眼前这位穿着测绘服、晒得黝黑的父亲了。“第二天张述周买来很多好吃的，就为哄他叫一声爸爸。

  丈夫每次从野外回来，不管在外有多累、吃多大的苦，从来都不说。一到家总是抢着做饭、洗衣服、送孩子上学，包揽了全部的家务，尽可能让她休息。

  “我欠你和娃儿太多了，唯有这样，心里才好受些。”听着这话，史玉萍心软了，“哎，这辈子就这样了。”

  测绘人的孩子早成才。今年高考后，测绘大院里有很多孩子被名牌大学录取。史玉萍的儿子过俩月就要去香港理工大学念书了。

  “大院里的孩子都知道妈妈不容易，都很争气、听话。”史玉萍说。

  “不是我们想吃苦，想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而是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怕牺牲，否则无法完成任务。”一大队党委书记刘键说，“没有一点吃苦精神，没有一点拼搏精神，没有一点奉献精神，我们也无法在测绘事业上立足。”

  这，就是国测一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