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在飞沙走石的新疆戈壁，在广袤的城乡原野，活跃着一支测绘队伍，用血汗乃至生命为共和国绘就了秀美的建设蓝图————这就是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

  这是一支不畏艰险的队伍，55年来，他们踏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大地测量控制成果占中国版图的近一半。中国大地原点，国家天文大地网，国家重力基本网，国家GPS网，中国地壳运动监测网，中蒙、中巴、中尼边界勘测……一项项重大测绘工程，都凝结着他们的智慧和血汗。

  他们六测珠穆朗玛峰，1975年测出的8848.13米和2005年测出的8844.43米，先后作为珠峰的最新海拔高程写入全球教科书。走赤道、下南极，他们填补了中国极地测绘的空白。  他们的精密工程测量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西安大雁塔变形监测、苏通长江大桥跨江测量、港珠澳跨海大桥工程首级控制网测量……无不赢得国内外同行赞叹。

  这是一支英雄的队伍，队员们常年工作在高寒缺氧、风雨莫测的荒原大漠，用青春和生命一次次填补了祖国大地的测绘空白。建队以来，一大队共有36人长眠在沙漠、沼泽、雪山和戈壁。

决战1:5万地形图

  南疆沙漠、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地区，约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汇聚了祖国最壮美的山河。这里有世界最高的山峰、举世闻名的大峡谷、可可西里无人区，同时也是著名的生命禁区。

  由于资金和测绘技术等原因，历史上这些地区一直没有1∶5万地形图。今天，几代测绘人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从2006年开始，国家计划用5年时间，到2010年完成西部5032幅空白区地形图的测绘任务。

  任务下达后，一大队重任在肩。

  “一大队人就是这样不怕苦、不怕死，关键时刻冲得上去，拿得下来。”原一大队大队长翟建全这样总结一大队的传统。

  任务无疑是艰巨的。上世纪70年代，我国组织了1∶10万地形图大会战。那次会战中，有100多名测绘人员受伤致残，42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那个时候，翟建全只有20岁出头。第一次出测，他就接受了一次生死洗礼。

  事情发生在天山深处，美丽的巩乃斯河畔。傍晚，测绘小组在河滩上搭起了帐篷。队员们作业归来了。翟建全的队友王方行骑在马上，马蹄欢快地敲打着鹅卵石。离巩乃斯河只有几步路了，突然，马失前蹄，累了一天的王方行未及反应，一头栽进冰冷的河水里。水流湍急，立即就将王方行卷走了。大家在河岸上狂奔，在2公里外的浅滩，当大家奋力把王方行营救上来时，他已经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这一年王方行46岁，依然单身。就在出测前，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女朋友，他原本打算年底回去就结婚。

  目睹这一切的翟建全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几天前，队伍路过乌鲁木齐，王方行在集市上左顾右盼，想买点什么。翟建全看出了他的心思，还开玩笑说：“王师傅是不是等不及了？你看中了什么，我们来买，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你。”

  翟建全和他的队友们十分清楚，在野外作业，死亡随时就发生在不经意间，但他们从未放弃自己的岗位。

  “你后悔吗？”记者问。

  “无怨无悔。”

  “为什么？”

  “我爱测绘，只有干测绘，我才有价值。”

  也许，与天地相融，真的其乐无穷。大队长岳建利说，“越是艰苦的环境就越能激发起大家的斗志。”

六登地球之巅

  美如仙境的珠穆朗玛峰，用它的巍峨考量着我们国家的测绘实力。历史上，珠峰的高程数据、地理资料“成果”，一直被外国的“测量权威”所垄断，而那些数据其实并不准确。

  1966年、1968年、1975年、1992年、1998年、2005年，一大队人曾6次攀越高峰，只为精确测量珠峰高程，在世界第一峰上谱写出了一曲曲感人的生命乐章。

  1966年，郁期青第一次参加珠峰测量时只有30岁，而现在已过古稀之年。“同样是登山，登山队员可以尽量少带装备，而且只要登上顶峰，任务就基本完成了；但测绘队员要带足生活用具、仪器，登顶后还要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早期的光学测绘仪器又重又笨，仅一台T3经纬仪就超过20公斤。

  大队长岳建利说，“队员每次出征前，我都要多看他们几眼，生怕出什么意外，他们就回不来了。”在珠峰上，队员们一天要负重跋涉5公里，很多人长期用嘴巴呼吸，喉咙发炎、流血，靠着坚强的意志和娴熟的技术圆满完成测绘任务。

  2005年3月，年轻的任秀波没想到，平生第一次登雪山就是上珠峰。他和另外5名工程师，每人都背着近15公斤重的仪器，穿着厚重的登山靴，从5200米到5800米，从5800米到6500米，从6500米到7028米，一趟接着一趟采集重力数据。

  4月28日，他准备前往7790米营地。当行至7500米左右时，他们遇到了特大暴风雪，情况非常危险，指挥员立即发出了下撤命令。然而，倔强的任秀波却坚持一定要测量到7500米的重力值。

  雪山上一刮就是七八级的大风。为了观测，任秀波一跪就是十几分钟，直到手脚发麻。他用冰镐在仰角60多度的雪坡上刨出一块小平台，架起仪器，摘下了鸭绒手套，调焦、校准……

  测完了，他的手也冻得失去了知觉。他无奈将手重重地砸向冰镐，等稍稍有点知觉了，就赶紧撤回到7028米营地。

  经过多天多次的高海拔适应行军，任秀波克服重重困难，于2005年5月21日把重力测量成功推进到7790米营地，再破重力测量世界纪录，并且用GPS接收机精确测得该点的三维坐标。

  由于长时间在高寒、缺氧条件下作业，任秀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心脏肥大、脱发、记忆力衰退。直到现在，走路或站立时间长了之后，他冻伤的右脚就会麻木、不听使唤。  

  左图 1975年，国测一大队在珠峰进行大地测量。

  中图 2005年5月，国测一大队队员在珠峰进行水准测量。

  右图 2005年10月9日，国家测绘局在北京宣布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为8844.43米。这是竖立在珠峰脚下的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纪念碑。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2005年5月22日上午11点08分，中国珠峰测量登山队员成功登顶。红色的金属觇标在地球之巅竖立起来，举国欢腾。通过GPS、冰雪雷达探测等现代测量技术，队员们精确测出珠峰峰顶岩面海拔高程为8844.43米。

  这是我国第一次完全靠自己的队伍和技术登顶，测得珠峰新高程精确数据。

两下冰原大陆

  南极，神秘的冰雪王国，吸引了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去考察、探测。

  1984年11月，我国南极科考队首次在南极大陆建站，一大队工程师刘永诺就是其中一员。从上海到南极，科考队的轮船整整航行35个昼夜，航程达4万公里。

  刘永诺独自承担起长城站主楼的工程放样、变形观测，乔治王岛的面积计算，重力和天文的观测计算等工作。工作中，他的衣服被海水、雪水、汗水浸透，有时一天要烤几次换几次。他克服极地反应和天气严寒等困难，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南极长城站的测绘成功，填补了我国极地测绘的空白，为中国测绘发展史写下了新篇章。

  2004年11月20日，一大队的何志堂、张世伟再赴南极，进行绝对重力测量和相对重力测量。

  “雪龙”号经过近1个月的航行，于12月中旬到达南极长城站。在途经太平洋台风带时，考察船遭遇强风暴的袭击。当何志堂与张世伟在长城站卸下仪器时，发现绝对重力仪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他们心急如焚，3天3夜睡不着觉。

  在国家测绘局与有关方面协商解决问题的同时，何志堂和张世伟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最终完成了长城站的相对重力测量，并协助科考队员完成了长城站的GPS测量。

  在极寒之地开展重力测量，何志堂与张世伟两人身背15公斤重的重力仪，常常凌晨4点出发，踏着没膝的积雪，跋涉五六个小时找到测量点。待放下仪器，他们的内衣都湿透了，冷冰冰地贴在身上。为完成任务，他俩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测完后又背上仪器匆匆往回赶。

  有一个测绘点在长城湾对面的韩国考察站，必须乘坐橡皮艇横穿14公里的海面才能到达。海上风大浪高，前不久，就有一艘小艇在那里翻船，一名外国年轻科学家在此罹难。考虑到安全问题，水手长和水手轻易不愿出艇。何志堂与张世伟耐心做工作，义无反顾地带头跳上小艇。水手长和水手被打动了，协助他们3次出艇前往韩国站。

  他们最后一次由韩国站返回时，天气突变，1米多高的大浪几次要把橡皮艇掀翻。好在水手长技术高超，加足马力往回赶，才躲过一劫，而当他们甫一靠岸，一场11级大风便接踵而至。

  2005年2月6日，两位队员终于盼来了来自祖国的技术人员，维修调试好仪器，并放弃春节假期，只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绝对重力测量。

  2月8日，全世界华人都沉浸在春节欢乐、祥和的气氛中，两位队员也献上了精准的测量数据这一“厚礼”，向大队长岳建利祝贺春节。

  “来一趟南极千辛万苦，测量数据只有不足，不会多余。”完成计划任务后，何志堂和张世伟决定再建一个绝对重力点，这意味着工作量将增加一倍。他俩又开始选点、埋设标石、吊装实验室、搬运仪器、测量计算……一切从头做起。

  正是这样的坚持和执著，保证了一项项重大测绘工程数据更加精确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