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郑守仁，1940年1月出生于安徽省颍上县。郑守仁主持过乌江渡、葛洲坝导截流设计，隔河岩现场全过程设计，主持过三峡工程单项技术设计、招标设计、施工图设计。在葛洲坝大江截流、二期高土石围堰设计技术上均有创新。葛洲坝大江截流工程获优秀设计金奖，葛洲坝二、三江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均是主要获奖者之一。他在三峡工程一期土石横向围堰设计中，解决了围堰基础10至18米厚的新淤沙层稳定、液化、防冲问题，较初始设计节省6000万元，优化混凝土纵向围堰上纵弯段的弧形布置，经水工模型试验验证后缩短50米，节约混凝土23万立方米。

  他长期驻守上述工程施工现场，不断研究施工中与设计有关的技术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他为隔河岩工程质量优良、提前一年发电，三峡一期工程施工、大江截流及二期围堰设计做出了突出贡献。

  准备采访三峡工程设计总工程师郑守仁的时候，记者遇到了一个大困难———找不到他的家。

  郑守仁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总工程师，长江水利委员会位于湖北武汉，记者决定前往武汉采访，却被人告知，“在武汉的家，郑总一次都没有住过，你在武汉是找不到他的。”

  郑守仁主持完成了三峡工程的设计工作，任三峡设计代表局的局长，而设计代表局的家属院在湖北宜昌。那么，去宜昌总该能见到他吧？没想到又听说，“郑总在宜昌根本就没有家，几次分房他都没要。”

  郑守仁和夫人高黛安都已经年近古稀，莫非两位老人跟独生女儿住在一起？知情人却说，“郑总一辈子都奉献给了三峡，他的女儿从小就在江苏外婆家长大，直至结婚生子，二老并没有和女儿住在一起。”

  那么，郑守仁的家到底在哪里？

  “工地在哪儿，郑总的家就在哪儿！”在总工程师办公室工作的龚国文告诉记者，“自从1963年郑总参加工作后，他一直就住在工地上，直到今天。三峡的主体工程已经竣工，大家都劝他回到武汉来，毕竟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可是，郑总就是不肯，他舍不得离开三峡。”

一生治水

  “他是一本活字典，三峡工程任何一

件事的处理，他都知道。”

  “我出生在淮河边，那里经常发大水……”1940年1月，郑守仁出生在水患频繁的安徽淮河岸边，从小就看到乡亲们为了躲避水灾而流离失所。郑守仁暗暗立下志向，要让洪水不再泛滥，让百姓不再遭殃。

  1963年的夏天，刚刚大学毕业的郑守仁来到湖北省东南部的陆水水利枢纽建设工地，开始了他的治水生涯。

  经过了陆水工程和乌江渡工程的实践，郑守仁的技术能力逐渐得到肯定。1974年，郑守仁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葛洲坝工地，担负起导流围堰和大江截流设计的重任。当时，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住的是芦席棚，餐餐‘瓜瓜椒’（南瓜和辣椒），十里工区路，天天两腿走”，这个顺口溜，正是当时工地生活的真实写照。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郑守仁带领着一批技术人员，完成了大江截流的历史任务，全世界都为之震惊。1981年的冬天，寒风彻骨，惊涛拍岸，郑守仁在堤头整整守了一周。最终，他提出的“钢筋石笼”龙口护底方案在众多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这一方案的实施，大大减少了进占抛投料的流失，确保了大江截流一举成功。

  带着丰富的实践经验，1986年，郑守仁担任隔河岩工程的设计代表处处长，开始全面主持工程设计工作。时光荏苒，夫妻俩在工地过了7个春节。1993年5月，隔河岩电站首台机组安装基本就绪，提前发电指日可待。可好事多磨，工区突降大暴雨，几天几夜不停，水位猛涨，汹涌的江水漫过大坝，保护厂房基坑的电站尾水叠闸门严重漏水，若不及时排除险情，厂房基坑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连续几个昼夜，郑守仁一直坚守在现场。他本来就有鼻孔出血的症状，连续、紧张的抢险使出血越来越严重。最后，他昏倒在现场。经领导和同志们再三劝说，郑守仁才住进医院。医生诊断后埋怨道，“你的血管快破裂了，再拖延一点时间，后果不堪设想！”郑守仁人在病房，心却牵挂着隔河岩，病情稍稍好转，他又“溜”回了工地。

  隔河岩工程一次蓄水成功，提前半年发电，郑守仁作为功臣，被授予工程技术人员惟一的“隔河岩工程特殊贡献奖”。

  1994年，作为前方技术总指挥，郑守仁担负起了主持三峡工程设计总成及现场勘测、设计、科研的重任。用长江委员会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师林文亮的话来说，“历史的责任，郑总勇敢地挑了起来。他是一本活字典，三峡工程任何一件事的处理，他都知道。”

  右岸一期土石围堰优化设计，是进军三峡的第一仗。围堰是右岸一期工程的生命线，也是施工准备阶段的重点项目。一期土石围堰建设的成败或快慢，不仅直接影响着右岸工程的进展，更关系到大江截流准备的整体计划安排，必须确保首战告捷。围堰的基础地质条件是粉细砂层，它强度低、易液化、易发生流土型的渗透破坏等不良性状，是围堰施工的“禁区”。一般工程采取的对策是进行全面清淤，以保证围堰安全运行。然而，三峡工程一期土石围堰轴线全长2500多米，围护基坑面积75万平方米，在如此大的范围内采用传统的清淤方法，不仅投资巨大，而且工期拉长，势必严重影响整体计划的安排。郑守仁最先考虑的是土石围堰设计方案的优化问题，这是成败的关键。

  怎么办？郑守仁凭着长期工程实践的知识积累，深思熟虑后提出：采取排淤挤淤的办法，将一期土石围堰直接建在粉细砂层上，这样便可赢得时间，缩短工期，并可节省工程投资。他将这一设想提出来和有关专家及导流设计人员共同讨论，反复研究，还组织土工科研人员进行多项试验。在获得了充分科学依据后，最终提出了“内堵外排，保留粉细砂”的处理方案，比较全面地处理好了堰基粉细砂。在围堰施工实践中，又遇到了堰基块球体和强风化岩石坚硬团块等不利地层，给围堰防渗造孔带来了困难。这些想不到的困难及问题出现后，郑守仁和有关设计人员天天守在围堰工地上，与施工部门共同努力，终于找出了适应不同地层的防渗处理方案，保证了一期土石围堰的顺利建成。

  经过1994年至1997年4个汛期洪水的考验，堰基渗水甚微，运行情况良好。经专家评定，以直接在粉细砂层建造围堰的新技术为核心的成果————《三峡一期土石围堰基础处理及施工方法优化研究》，总体上达到了应用技术领域国际先进水平。三峡一期土石围堰建造在粉细砂层上，经过科学处理，保证了工程质量，节省了近6000万元工程投资，并使三峡工程混凝土纵向围堰浇筑工期提前了10个月，同时也为三峡工程大江截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期土石围堰的成功实践，不仅为三峡工程二期围堰设计施工积累了经验，也为大江大河，特别是在泥沙中建造水电工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奋战三峡 

  “做任何事，我都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为标准，经我手的工程都必须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奔腾的长江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它怎肯轻易受人摆布，甚至几次被拦腰截断！

  郑守仁却带领着自己的团队成功地驯服了它，求出了这套“世界水电难题题库”中的每一个解，逐步建成了堪称“全球一号水电工程”的三峡工程。

  三峡无小事，任何一点微小的纰漏都有可能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国内外众多挑剔的目光始终盯着工程的进展。然而，三峡大坝最终稳稳地矗立了起来。郑守仁是如何交出这张圆满答卷的？

  “最初的努力，以及一生严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成就了他的技术。”在郑守仁身边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工程师林文亮这样总结道，“他的许多重大的技术贡献都是十分严谨的，这些技术成果或是来自于科学试验的总结、归纳，或是经过试验验证的新想法、新思路。因为工程和科研是不一样的，郑守仁做工程非常扎实，要么是已经做过且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如果尚未成熟，他一定要通过实验加以证明。有了这些严谨的工作习惯，才能达到许多技术上高、新、尖的成就。可见，严谨的工作习惯至关重要。”

  2002年，三峡工程的导流明渠截流，即长江第三次截流的方案就是一个例证。继大江截流之后，导流明渠截流是水电截流史上一次更为严峻的挑战。明渠截流规模虽不及大江截流，但流量大、落差高，而且江底为人工开挖修整形成，平整光滑，截流抛投材料难以站稳，施工条件复杂，综合难度世所罕见。

  “设计方案之初，我们用钢丝绳联结普遍采用的四面体做实验，4个面都是三角形，容易在水中站住，一条钢绳锁了3块，没想到，推下去立刻就被冲走了，因此必须采取别的办法。有两个方案可以实施，一是平抛垫底，二是使用比重更大的四面体。普通的四面体都是混凝土结构的，比重只有2.4（2.4吨每立方米），后来，我们将一期、二期工程中剩余没用的短钢筋混合在混凝土里，做了50块比重3.7的，这样的四面体水怎么都冲不走了。”林文亮说。

  三峡工程之前从来没有用过比重3.7的四面体，为了说服业主做这种四面体，郑守仁先后组织开了4次会。林文亮对此印象深刻，因为郑守仁性格和语气都很温和，所以主要由他去说服业主单位。

  实际上，这些好不容易说服业主后制造出来的四面体，最终一块都没用上。

  郑守仁始终在关注上下游水文局的测量数据，经过数据汇总和计算，他预测到某一时段将出现长江水流量最小的时刻，如果趁这个时刻突击完成初期截流任务，那么将为国家节省很多费用。

  照明灯彻夜长明，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10月下旬的一天，凌晨1点钟，紧张有序的突击工作开始了。整整25个小时过去了，当时针指向了次日凌晨2点钟的时候，平抛垫底完成了最困难的部分，两边斜坡的坡底已经接上了。有了这个基础，截流就有了十分的把握。

  截流前夕，郑守仁显得格外轻松，他胸有成竹地对外宣称：截流合龙已是胜券在握。这出乎了世界上许多人的意料，只有三峡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抢过了最艰难的部分。

  2002年11月6日，导流明渠截流一举成功，成为三峡建设者献给党的十六大的一份厚礼。导流明渠成功截流，被两院院士评为“2002年10大科技新闻”之一。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这个方案如此完美，那为什么还要花钱，费劲去造那些超常规的四面体呢？“郑总在主持重大工程时是非常缜密的，我们技术上的准备总要多几手，并且一定有办法应对最困难的情形。抓住时机就可以减少困难，因而也就节约了财物，突破困难一定要积极寻找时机、抓住时机。但是，技术准备一定是为最困难的情形所做的。”林文亮告诉记者，郑总曾对他说过，“做任何事，我都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为标准，经我手的工程都必须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建葛洲坝工程时，郑守仁只是搞截流、围堰工程，但是整体施工的数据，他记得比施工单位还全，施工单位有些数据还得去找他要。”长江设计院原院长袁达夫回忆起这点，十分感慨。

  “三峡工程的业主都没有郑守仁了解得多，任何可能遇到的困难，没有郑守仁没想到的，他时时刻刻都想着三峡。作为一个技术干部，认真负责到这种程度，的确让人敬佩。”林文亮说。

  三峡工程开工10多年来，郑守仁留下了2000多个会议纪要，还编写了数百万字的《三峡工程简报》，直到今天，这项工作也没有停下来。

  “要是一个内行来看这些纪要的话，那真是一部历史的画卷。郑总总是提前一年多就开始考虑某个问题，提前几个月就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通过集体讨论的形式得出方案后，就布置大家做实验，实验结果出来后，再组织大家做计算工作，以求从另一个角度来验证结果，最终结果出来后，再说服业主进行实施。”林文亮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郑守仁这些良好的工作习惯影响了许多技术干部，大大促进了他们的进步，他自己也受益良多。

  当记者向郑守仁提到这项“简报工程”时，他憨厚地笑了笑告诉记者，除了为重大工程留存资料、向老专家征求意见外，“还有一个责任问题，出了问题我来负责，普通技术人员的担子就减轻一点。”郑守仁说得很平静。

凝聚团队

  “三峡移民能舍小家顾大家，我同他们比，显得多渺小啊！国家和人民把我培养出来，应该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好一些。”

  初见郑守仁，恰逢他在北京参加有关南水北调工程的讨论会。他身着灰色中山装，脚蹬圆口黑布鞋，平头，走起路来背微微有些弯，语气温和。由于口音关系，记者没听明白的地方，他都耐心地一遍遍解释。记者提到他的成就时，他总是憨厚地笑一笑，并不愿意多说什么。

  从长江委员会，再到三峡工地，人们抢着对记者诉说心目中的郑守仁，说到动情处，甚至饱含热泪。大家告诉记者，郑守仁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他吃食堂、住工地、出门尽量坐公交车。与此同时，他在用近乎苛刻的工作标准要求自己。

  郑守仁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却不会为身边人谋取小利益。跟着他，沾不到什么小便宜，却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他，包括许多优秀的专家学者，都真心实意地辅助他，跟着他去成就自己的事业。

  “建水利工程不是解数学题，不是靠个人的力量，靠的是一个群体。”投入在三峡工程中的人才，仅工程建设方面就涉及160多个专业，郑守仁能够把这么多专家、有突出成就的人团结起来，靠的是人格魅力。长江设计院原总工程师、设计大师徐麟祥说，“他说的话，别人听了以后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大家知道，凡是他提出的意见，一定是为把工程建设好，绝无私利可言。因此，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干。”

  “跟着他干，只要同他一样全心全意把工作干好，你就什么都不用担心。在他手下成长起来的许多人，都是工作很敬业，为人很诚实的人。”林文亮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郑守仁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人。林文亮用一席话解释了这一现象：“郑总是我们的优秀代表，郑总的行为影响了一代人。你看设计单位的三峡工程优秀建设者名单，把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抽出来，都不愧为劳动模范，他们有各自的事业成就，在人格上、品行上都十分优秀。虽然各人有所差异，但是，他们身上的共性都可以从郑总身上找到源头，大家都是在不断地向郑总学习，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的。”

  郑守仁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团队的成功。他来自于群体，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他又团结和凝聚着这一群体。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诚实正直，才一点一滴地浇筑起伟岸的三峡大坝，一步步地实现了国人百年来的水利梦想。

  治水一生，郑守仁用两个字来概括自己的体会，那就是“幸运”。他告诉记者，“我们长江委员会几代人为三峡做工作，从解放前就开始做勘察，有的人做了一辈子却没能看到三峡工程的兴建，最后遗憾地离开了。我作为第三代长江委员会人，直接参与三峡工程的设计、建设工作，直到把三峡建成，这是非常幸运的。”

  “三峡移民能舍小家顾大家，我同他们比，显得多渺小啊！国家和人民把我培养出来，我应该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好一些。”郑守仁真诚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