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中：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93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起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现兼任《经济学动态》主编、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期刊协会经济期刊联合会会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政治经济学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学术委员会主席等。

核心观点：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继续蔓延和深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加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等矛盾和问题凸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当务之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话题之一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重大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面对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我们要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把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结构调整形成的压力转化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报告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去年9月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及时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实施的一揽子计划已初见成效，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形势比预料的好。一是投资增速加快，消费较快增长，国内需求持续提高。二是工业生产逐步企稳，农业形势总体稳定。三是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区域发展协调性强，产业升级加快。四是城镇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五是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社会信心提振，市场预期改善。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蔓延，世界经济衰退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大，主要是：外部需求持续萎缩，出口下降幅度较大；农业稳定生产、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工业增长回升乏力，经济效益继续下滑，财政收入减少，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等等。无论是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还是立足当前谋划长远，我们都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特别是要强调坚持保增长和调结构、增效益相统一。要把保增长建立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加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要通过改革创新增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增强解决我国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加快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历史进程。总之，我们必须在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力求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提升各种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水平，从而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

话题之二

经济发展中要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阶段，发展经济的潜力巨大，保护环境的任务也十分繁重。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行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可观。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为我国打下了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坚实物质基础。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但同时我国发展也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如：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等等。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驱动，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有力和持久的技术支撑，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把推进现代化与建设生态文明有机统一起来，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过去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得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物质资源消耗较大。由于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低，在消耗了大量物质资源的过程中也相应产生了大量的污染。一些“产值大户”行业的能耗情况及其环境代价很大。以水泥行业为例，在水泥生产过程中，每生产1吨水泥大约释放0.5吨的二氧化碳。虽然水泥行业产值较高，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污染代价。而这种环境污染代价和为治理环境所进行的投入，甚至大大超过了这一行业本身所创造的产值。这种结果肯定是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因此，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

  面对伴随经济高增长而出现的高能耗现象，有人认为，这是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发展阶段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有人认为，由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吸引了大量外资的涌入，也必然为我们在更大范围利用国际市场能源提供机会，特别是在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下降的背景下，能耗暂时高一些不必大惊小怪。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处于重化工阶段时的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出现能源消耗过高的现象。即使以我们通常认为高能耗的美国为例，情况也并非如此。研究资料显示，1959年美国重化工在产业结构中的工业化率达到57％，在出口结构中的工业化率达到81％。但在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期间，根据时价计算的美国GDP增长了89％，实际GDP增长了49％，能源消耗增长了36％。更值得关注的是，虽然1959年美国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中的重化工的工业化率很高，但是美国工业在整个经济中的能源消耗比重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例如：1949年美国工业的能源消耗占全部能源消耗的比重为46％，而1959年为46.7％，变化的范围还没有超过1个百分点。之后直到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之前，在1960年至1972年的10多年间，根据时价计算的美国GDP增长了135％，实际GDP增长了64％，能源消耗增长了61％。如果说，以上分析的着眼点是能源消耗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判断一个国家重化工阶段时的能源消耗效率时，更能够反映这一问题的指标是能源消耗总量增长与人均GDP之间的变化。如前所述，在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美国能源消耗增长了36％，但根据时价计算的人均GDP却由1949年的1798美元增加到了1959年的2861美元，提高幅度为59％。后者的增长幅度明显超过了前者。而1960年至1972年的10多年间，美国能源消耗增长了61％，根据时价计算的人均GDP则由1960年的2396美元增加到了1972年的5916美元，提高幅度为146.9％。同样是后者的增长幅度明显超过了前者。换句话说，即使是人们通常认为依靠全世界能源支撑的美国经济增长，其能耗增加也是低于GDP增长的。例如，当美国人均GDP从1949年的1798美元达到1961年接近3000美元时，增长了大约66％，而同期的能源消耗只增长了43％；当美国人均GDP又从1962年的3153美元达到1972年接近6000美元时，增长了大约88％，而同期的能源消耗则只增长了52％。这就说明重化工的高度发展与能源消耗的相对低速增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也处于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时期，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地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有关决策部署，要善于汲取国际经验，这对于我们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是大有裨益的。

话题之三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抓紧解决的问题

  当前，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降低物质资源消耗，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同时依靠管理创新，彻底改变经济增长的高能耗现象。

  1、依靠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降低物质资源消耗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的重要时期，也步入了一个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的重要时期，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投入，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在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权。也就是说，当前要加快转变传统的依靠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前提下的经济增长，其主要基础应当是依靠科技进步。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我们取得了一批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陆相成油理论和应用、高性能计算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基因组研究等为标志的重大科技成就，拥有了一批在农业、工业领域具有重要作用的自主知识产权，促进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的迅速崛起，造就了一批拥有自主知名品牌的优秀企业，全社会科技水平显著提高。这些科技成就，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显著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我们必须下更大的气力、做更大的努力，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使命。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标本兼治、远近结合。既要牢牢抓住当前保增长这个首要任务，用大规模财政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又要着眼长远，把扩大内需与行业结构调整和振兴，与技术改造和创新结合起来，切实抓好今后确保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基础问题。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多年来，虽然日本一直处于经济低迷状态，但日本经济企划厅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完成了推动经济的2010年的技术预测。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使得世界各国必须对今后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技术基础做出抉择：是选择高技术还是选择实用技术；究竟哪一种技术或哪一种技术组合会使本国经济实现真正增长，这些问题尤为重要。当前，我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暴露出一些问题，恰恰为我们依靠科技进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重要契机。我们在用大规模财政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加快科技进步的步伐，化危为机，切实解决好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资源利用效率低的问题，彻底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传统方式。

  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问题呢？首先，我们从科技进步角度看，我认为，各地区各部门在科学技术的选择上，不能只关注高技术，还应该重视实用技术的推广，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比如：从近年来我国第二产业的能耗情况看，2006年我国有13个省区市的第二产业的产值超过50％。其中，广东每万元GDP的能耗为0.771吨标准煤，其他12个省区市每万元GDP能耗都比广东高。也就是说，其他12个省区市如果能够推广使用广东的实用技术，进而达到广东的能耗标准，则可节约大量能源资源。其次，我们再从产业升级后可能产生的能耗降低效果看，在2006年我国各地区能源消耗中，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北京最低，每万元的GDP消耗0.76吨标准煤。如果全国其他省区市都能够达到北京的能耗标准，也可节约大量能源资源。由此可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对于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我们需要解决好的第一个问题。

  2、推动科技进步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依靠人力资源的数量优势推动了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但随着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推动，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既有赖于科学技术进步，也有赖于支撑科技进步的人力资源，即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主要途径就是进行长期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要进行长期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就必须在3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人力资源教育投资；二是加强人力资源健康投资；三是加强人力资源培训。大量的国际经验已经证明，长期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不仅是一切资源中最为重要的资源，而且从长远看，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益要大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效益。这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好的第二个问题。

  3、依靠管理创新彻底改变经济增长的高能耗现象

  克服经济增长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这一弊病，强调管理创新十分必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一是变革目前的能源监督管理体制；二是变革治理污染的办法；三是积极进行国际节能项目合作。在管理创新方面，尤其是降低物质资源消耗方面，应该积极采取国际合作方式。同时，还要通过制定环保政策，激励企业不断创新有关节能和低耗的技术，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