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李文华，1932年生，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1962年获得前苏联科学院生物学副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生态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名誉院长。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主席兼执行局主席，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地区小流域治理首席专家。

  李文华系统总结了我国在农林复合经营和生态农业领域的经验，创立千烟洲生态农业模式，并在亚热带丘陵山地大面积推广。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国际科学联合会等组织的多个国际研究计划中担任主席、首席科学家等职，领导并参与了多项大型国际生态学研究项目。

  李文华用毕生精力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通途。回首往事，所有的艰辛与快乐都源自几十年前，那最初令他怦然心动的一幅照片。

  李文华出生于山东广饶县，是个普通的农家子弟。

巧入生态学大门

  “想不到这个一闪而过的愿望，竟成了我毕生事业的前奏！”

  6岁时，他跟随父母搬到天津，一家7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生活。李文华记得，当时家里买不起面粉，只好借亲戚家的磨坊自己磨面。为了补贴家用，李文华曾和弟弟上街摆摊，卖油、酱和醋。

  忆起少年时代，李文华感触良多。考试前一晚，他在磨坊里一边赶着拉磨的驴子，一边见缝插针地复习功课。中学时，李文华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个小木棚子，能让自己和弟弟卖油的时候遮风挡雨。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李文华找到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梦想。李文华就读的中学离图书馆很近，“冬天里，穷学生到那里看书能暖和一些，大家都想学习更多的知识建设国家。”一次，他偶然看到一本介绍美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画册，书中有许多照片，其中一幅照片他至今记忆犹新。“那是著名的巨杉和花旗松的森林，壮美、挺拔。还有数十人才能环抱的大树，树基的空洞中可以容纳汽车的行驶。看了令人震撼，更激起了我对大自然的向往。我当时就想，什么时候能到大自然中，亲眼看看这些森林？想不到这个一闪而过的愿望，竟成了我毕生事业的前奏！”

  入门是一个“巧”字。“那时候可没想过以后要当科学家。中学毕业报考大学，到报名点一瞧，北京大学有森林学专业，想起了那幅心旷神怡的照片，来，报个名！真是巧入生态学大门啊！”此后，这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精彩。

  1949年，李文华高中毕业，恰值新中国诞生之际。李文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后来因为院系调整，李文华进入刚刚成立的北京林学院。1953年，他作为该校首届毕业生留校任教，走上了树木育人的道路。

  人生第一个重大转折发生在1957年。这一年，李文华被国家选送到前苏联科学院森林研究所留学深造，师从著名生态学家和生物地理群落学说的创始人苏卡切夫院士。在那里，他接触到了生态学的基础知识，从而将自己单一的森林学学科背景逐渐扩大到生态系统生态学和生物地理群落学的综合性研究领域。4年时间，他不但在生态与地植物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学到了定位研究的科学方法，以及前苏联科学家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学风。

  “那时候，我们中国学生把全部精力都扑在学习上，一分一秒都不愿浪费。”谈起留学的经历，李文华的脸上荡漾着笑意，“在异国，当语言和生活习惯了之后，我们中国学生的优势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刻苦学习带来的是丰厚的回报。李文华在前苏联完成的《台加云杉林的结构演替》副博士论文，受到了学界很高评价。

野外科考的苦与乐

“大自然就是一本读不完的天书。”

  迈进生态学的大门，就注定了李文华的一生与野外科学考察密不可分。

  大自然魅力无穷，李文华越钻研就越被这种魅力所吸引。毕业后最初的4年，他每年都有几个月在大小兴安岭原始林区里从事野外调查。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与天地树草为伴。“这些都让我觉得兴奋！”他笑着说，“大自然就是一本读不完的天书。”

  1953年，李文华被派到小兴安岭，为即将到来的苏联专家作突击准备工作。当时森林里野兽很多，特殊的地理环境也给他们制造了不少麻烦：林间沼泽薄薄的冰层支持不住人体加行李的重量，冰冷的泥浆总是浸透了棉胶鞋和裹腿。李文华笑着说，“那时我真是恨透了这些湿漉漉的沼泽，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把讨厌的积水排干。富有戏剧性的是，几十年后，我竟然被推选为中国生态学会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成为国家湿地保护科技咨询工作的积极参与者。”

  1973年，人生中又一个重要转折悄然而至。

  李文华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先是担任林业组的组长，后又担任横断山考察队常务副队长。他组织几百名考察队员，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综合科学考察。这次科考对李文华的影响极大，“气候、地质、水文、农、林、牧、副、渔、植物、动物、古生物……几十个专业的人员汇聚在一起工作，彼此熏陶，大家的眼界和思维的深度、广度都要比研究单一学科丰富得多。”正是这项工作，使李文华从教学为主转为科学研究为主，更学会了全面系统地研究生态与发展，为他成为生态学科学家奠定了基础。

  他和科考队员们连续5年考察得到的第一手资料揭开了西藏森林的神秘面纱，揭示了西藏森林丰富的植物区系和森林类型、特殊的三维分布规律以及亚高山针叶林的巨大生产力，系统地研究了世界屋脊森林植被的分布、组成、结构和生产力特点，填补了森林研究的一项空白，彻底扭转了“西藏无林”的观念，对西藏地区林地的划分、树种选择及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等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凝结着汗水和心血的专著《西藏森林》，对这一宏大的工程进行了系统总结。该书与青藏科考系列专著一起，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科院自然科学特等奖，迄今仍被认为是该地区森林研究最系统、最权威的著作。

  也正是这项考察，开启了李文华致力于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研究的序幕。随后，李文华先后主持了横断山综合科学考察、西南地区综合科学考察以及国家攀登项目中“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与演化”的研究课题，对青藏高原与西南地区的生物生产力、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和可持续管理模式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青藏高原因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对周边地区气候与环境的深刻影响，一直为科学界所瞩目。对其生态系统的研究不仅对揭示本地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及其结构、功能和演化的规律很有必要，同时对人们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其独特的环境因子及其动态过程，在生物的发生发展及其适应特性方面形成了特有的规律，通过对那里生态系统的研究，能为人们揭示生态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奥秘提供一组新的“方程”。李文华和同行们在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方面的研究成果，弥补了许多学科中近乎空白的领域，令世界刮目相看。

  从南亚的山地，到欧亚大陆北部浩瀚的台加林区与英国最北面的设得兰群岛的苔原，再到大洋彼岸的安第斯山脉……李文华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土地上都留下了科学考察的足迹。

  常年的野外科考生活让李文华吃了不少苦头。在西藏科考的第一天，李文华骑的马突然受惊，暴躁的马先是将他高高抛起，又重重地摔到岩石上，着实让李文华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

  生态学工作者们付出的不仅是这些。在多年的科考生涯中，李文华亲眼见到一位老科学家因肺气肿在考察途中告别人世；他的一位刚毕业的硕士生在科考中因车祸英年早逝；一位随队报道的记者在二郎山险路上不幸遇难……

  “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但若克服不了这些困难、不做好牺牲的准备，就根本做不了这项工作。”李文华坚定地说。

推动国际合作

  “当代生态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

就是更加紧密地结合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说到自己的科研经历，李文华将其幽默地比喻成“先结婚后恋爱”。“我的研究领域偶然地从森林学扩展到生态学，没想到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生态学会得到长足发展，对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可不是靠计划来的！”李文华笑着说。

  谈起钟爱一生的生态学，李文华神采飞扬，一边向记者解释，一边有力地做着各种手势。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不协调发展造成的全球性问题日益激化。这些问题无法用传统的线性思维和单学科途径来解决，而生态学所固有的非线性思维模式、系统观点、整体性理论及其多学科研究的传统和环境监测与模拟方法等，为探索解决这些危机的途径提供了科学基础与理论框架。

  “在解决这些社会、自然与经济复合问题的层面上，生态学的作用不单纯是作为一个学科参与其过程的探索，而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李文华兴奋地说，“当代生态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更加紧密地结合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生态学在科学界地位的迅速提升，使李文华有机会比同龄人更早地接触外面的世界。改革开放后，李文华成为最早走出国门、登上国际科学舞台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最早担任全球性生态项目主席的科技人员。

  1978年，李文华陪同著名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和地理学家李孝芳赴美国参加国际干旱植物资源会议，他参观考察了美国的自然生态保护区、研究所和大学。此后，李文华多次到世界上30多个国家进行科学考察和参加学术活动。从最初的陌生到后来的自信，李文华在国际合作的舞台上尽情施展才能和智慧，自如地表现着中国科学家的风采与魅力。

  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是上世纪70年代在国际上开展的有150个国家参与的政府间生态学计划。该计划提出的指导思想和生态问题的14个领域，囊括了热带、温带、干旱区、自然保护、城市生态等当代最突出的生态问题，引领了当时生态学研究的新潮流，并对当代生态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6年起，他连续两届当选为这一计划的国际协调理事会主席兼执行局主席。他引进并任总协调人的中德生态合作研究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迄今最大的生态领域项目，科研资金前后两期达400余万美元，培养了一批专家，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已成为我国现代生态学领域的中坚力量。

  起初，李文华最头疼的就是语言不过硬。每次召开国际会议，光是英文文件就有厚厚一大本。为了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李文华边学习边工作，不知下了多少功夫。主持国际会议是更大的考验，各个国家的代表聚在一处，每个人的英文口音不同，国际情况又十分复杂，每次顺利主持一场会议之后，李文华总是疲惫非常。“我那时的表现谈不上非常优秀，但总算能不出错误，没给国家丢脸。”他说。

  几十年来，李文华在国际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他谈到更多的是不足和遗憾。“我在本学科的发展道路上曾有过同龄人难得的机遇，我尽了自己的最大可能，回忆过去我无怨无悔，但当时自己准备不足，国内生态学发展落后，加上国力还不够强盛，还是有不少的遗憾，否则还会做得更好，起到更大的作用。”李文华说。

学习受益终生

  “你可以改变身份、职位，但不能停滞你的学习，学习是终生的。”

  当年在磨坊里一边赶驴磨面，一边读书的少年，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李文华对学习的热情丝毫未减。他60岁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在应用电脑方面我是我学生的学生，他们都是很听话的老师。”李文华得意地笑着。

  谈及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情，他想到的不是学术成就，而是不管面对什么困境，他都没有放弃过学习。

  到前苏联留学时，李文华一边艰难地学习俄语，一边吸收全新的知识；野外科考时，他随时随地向大自然学习，向身边从事不同专业研究的队员们请教；为了国际交往的需要，李文华刻苦钻研英文，“和我住同屋的侯学煜院士鼓励我说，你的英语一定会进步得很快，因为你连梦话说的都是英文！”

  在“文革”期间下放到云南的3年中，他都没有放弃坚持学习的信念。“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离乡背井，看不到未来。”但李文华并没有浪费时间，他在劳动之余坚持收集植物标本，再一张张仔细地画成图样。“云南是个植物王国！就连路边生长的普通植物，种类都要比我们平日见过的多。”发现不认识的植物，他便查书对照；书上也没有的，就请教别人。

  当时，李文华经常向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先生请教。“现在想想，下放到云南、遇上吴征镒先生，这都是我的幸运。如果不是下放劳动，我哪有机会在云南踏踏实实地研究3年植物？哪有机会跟着吴征镒先生这样的植物学大家学习？”李文华笑着说，“如果没有那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积淀，我以后到西藏考察时就会十分困难。当时西藏在科学上极端缺乏基础资料，没有在云南那段时间的学习和准备，在西藏进行科考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

  几十年来，李文华常用自己的经验教育学生。“不管遇上什么困难，只要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有强烈的愿望，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放弃，就能成功！”

  学习，仍然是77岁的李文华如今每天的主要工作。闲暇时，他会上网浏览信息，认真阅读专业的学术期刊；繁忙时，他会把每一次评审、每一次考察都当作自己学习的课堂。别人请他作报告，他认真准备仿佛是学生向老师交作业，不断修改，直到作报告的前一刻。

  近年来，李文华深刻地认识到我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面临着丧失的危险和保护的紧迫性，便组织相关科学家编写出版了《Integrated Farming Systems in China》、《生态农业———中国可持续农业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他领导成立了自然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带领弟子对我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进行系统研究；他还积极推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的研究，率领团队开展国家重点基金和国际合作研究……

  面对未来，李文华还有着很多计划：为了使我国资源与生态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快地与国际接轨，他正在积极筹办英文版的资源与生态的学术刊物；计划好好整理和消化多年收集的资料，对自己的学术探索进行系统的总结。若还有时间，他还想同其他老人一样，学习一下书法和绘画，再当一回“老学生”。

  “你可以改变身份、职位，但不能停滞你的学习，学习是终生的。一旦选择了目标，就要坚持向前走，直到走不动的那一天。”在追寻人与自然和谐的道路上，李文华昂首挺胸、步履坚定。

图片说明：

  图1：李文华

图2：1973年，李文华在考察森林。

  图3：1975年，李文华在横断山考察。

  图4：2005年，李文华在西藏林芝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