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躺在山东潍坊的一间病房里,已经两个月没有喝水进食了,全部依靠输营养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吞噬身体的剧烈疼痛经常使他汗湿床单。但只要一谈起北川,他的双眼顿时有了神采。84岁的老母亲来看他,用颤巍巍的手抚摸着儿子的脸:“等你病好了,回莱州老家去看看。”儿子说:“娘,等我病好了,我陪您看新北川。”
千里之外的四川北川新县城建设指挥部墙上的规划蓝图中,醒目地写着这个人的名字:“新县城建设组组长:崔学选。”
北川将记住这个名字。
北川人崔学选
“要回咱老家的山里去看一看。”被剧烈的疼痛折腾得神志恍惚的崔学选,经常这么念叨着。潍坊没有山,妻子问他是不是莱州老家的山,他说,不是,是北川。
震惊世界的大地震,气壮山河的大救援,把崔学选与北川紧紧联系在一起。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迅速作出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的决策,决定一省市帮一个重灾县。山东省主动请缨对口援建北川,并且表示:要把北川当作山东的一个县来建设!
时任潍坊市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的崔学选,成为援建大军中的一员。入川前的5月26日,正在医院进行体检的崔学选接到通知:紧急开会研究抗震救灾板房建设事宜。他匆匆离开医院赶到会场。27日,他到北京出差,深夜接到电话:到绵阳市援川前指开会。28日,他从北京转机济南,与援川同事会合奔赴四川。29日一早,到达绵阳,开完会,坐在开裂的水泥台上匆匆吃下一碗没煮熟的大米饭,喝了几口矿泉水,便直奔潍坊对口援建的桂溪乡。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崔学选把自己当作了北川人。
桂溪,一个羌族人口占六成、汉族藏族人口占四成的少数民族乡。大地震中,全乡11695人将近1500人遇难、受伤与失踪,水、电、气、交通、通讯全部瘫痪,当地群众的房屋全部受损,其中三成倒塌,五成变成危房。
失去房子的人们,神情惊惶,或者栖身临时搭建的窝棚,或者挤在政府的临时安置点,还有的住进了没有被砸坏的车里……当满载彩钢活动板房的山东援建车辆陆续开进桂溪时,沿途都是热切与感激的目光。
这一切,崔学选都看在眼里。
作为潍坊市抗震救灾援川建设前线指挥,崔学选宣布的第一条规定就是:“板房建成后,必须首先让受灾群众住,援川建设人员要坚持住帐篷!”
平时,建几千套板房,对一个建设局长而言,并非难事。但是,在桂溪,崔学选发现自己面临着从未遇到过的艰巨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地质情况复杂,后勤保障薄弱,远离家乡的援建人员,水土不服,还有难以摆脱的孤独与恐惧。
他能做的,只有“拼命”二字。
时值夏季,当地多雨,帐篷外大雨不断,帐篷内积水过踝,崔学选与同事们只能穿雨靴涉水居住办公。晴天也照样烦恼,帐篷如同蒸笼,温度达到40多摄氏度。崔学选每天要巡查十多个建设工地,一天暴晒下来,皮肤暴皮红肿,到了夜间,奇痒难忍。
山区蚊虫多。一到晚上,帐篷里电灯亮起,蚊子、苍蝇、飞蛾……知名与不知名的飞虫纷至沓来,给蚊虫咬上一口,奇痒难耐,一抓一片,如果不小心挠破,就溃烂流水。后来,大伙儿在帐篷里的办公桌上搭积木一般层层垒凳子、盒子,然后放上一个水盆正对灯泡。一个又一个深夜,崔学选在灯下工作,飞虫不断落入水中,第二天早上蚊虫层层叠叠,黑乎乎的有一指厚。
初到桂溪,没有热水,山东援建人员的伙食基本上是“矿泉水泡方便面、压缩饼干就大蒜、杠子头火烧咸鸭蛋”。当时崔学选跟潍坊电台有一档连线节目,每天讲讲援建进展,有一天通电话时,一向平静的崔学选突然兴奋起来,潍坊电台主持人李莉正奇怪时,崔学选说,部队给了他们一辆野战炊事车。
“我们现在非常幸福!我们已经能喝上热粥啦!”崔学选在电话这头几乎欢呼起来,电话那头,李莉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吃不上热饭、喝不上开水、洗不上热水澡,崔学选与同事们一个个又黑又瘦,胡子拉碴,嘴上生疮,脚上起泡,腿肚子肿得一按一个坑,走几步就要挠挠痒。
生活条件差是小事,频繁的余震与暴雨,使危险无处不在。
地震使桂溪本来就崎岖的山路路况更差,四处是塌方、泥石流和大滑坡,山体上,数公里长数米宽的裂缝不时可见。
6月中旬的一天,崔学选与司机袁轲驱车前往严重受灾的渭沟村,看当地是否能够建板房。这是一条只有三米宽的山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车到山神庙,突然听到前方轰隆隆一阵响声。崔学选叫声不好,袁轲急忙刹车!
泥土裹挟着巨石飞泻而下,转眼间就把前面的路堵死了,沙土与碎石打在车顶砰砰作响!路太窄,车无法调头。崔学选下了车,一边躲闪山上飞溅而下的沙石,一边指挥袁轲倒车。车在山路上一点一点往后退,上方是已经松动的随时都可能滚落的巨石,下方百米是水色浊黄、汹涌咆哮的河流。汽车后退了一公里,终于在一处农户院子里调过头来。
这一公里如此漫长,袁轲下车时全身衣裳已被汗水浸透。崔学选也成了一个泥人。
潍坊援建指挥部当时是山东第一家设在灾区最前线的指挥部。在余震、滑坡、飞石的陪伴下,崔学选踏遍了桂溪乡每一片土地。
当时建板房的普遍思路是“集中”,但崔学选发现,桂溪全乡均为山地,山高林茂,沟壑纵横,居住分散,如果专门辟出一块平地来集中建板房,对援建人员来说不是难事,但对群众来说,麻烦大了:他们怎么恢复生产?难道让他们白天爬山回地干活,晚上再爬山出来住宿?
崔学选决定:“宜散则散,宜聚则聚”,集中的空地,用来建学校与卫生院、文化站。这样,一方面方便群众就地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又解决了建设用地稀缺的难题。
八角、渭沟、凤凰、黄莺、金星、古坊、沙窝、林峰、杜家坝……桂溪乡散布在莽莽大山之中的18个行政村,到处是潍坊援建人员挥汗如雨搭建板房的身影,当地老乡啧啧赞叹:当地人空手都难爬的山,很少走山路的潍坊人,居然肩挑背扛着板材爬上来了!
崔学选与年轻人一起上山进村,搬运物料,不小心滑一跤,就痛得满脸是汗————他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
被地震撕裂的大地上,一间间蓝顶白墙的板房顽强地“生长”起来了。潍坊援建人员在桂溪乡共计建设板房3369套,其中安置房3041套,学校3所,还有一批生活配套设施。他们在桂溪乡创造了山东乃至全国援建四川地震灾区的多个第一:第一支展开施工的队伍、第一列运抵板材专列、第一个把指挥部设在最前线、建起第一间板房、第一个交付使用的板房小区、第一家板房复课的学校……9月24日,北川遭遇特大暴雨袭击,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桂溪乡板房无一倒塌!
“我们桂溪人、北川人,不知道如何报答山东的情义。”桂溪乡党委书记廖凯感叹说,地震前,桂溪乡一年财政收入只有200万元,乡党委、乡政府一直想在平通河畔修一道防洪河堤,但缺乏经费,这条河堤30年都没有修起来。现在,河堤马上就要竣工了。潍坊的援建,使桂溪乡的公共设施建设提前了50年……
2008年7月初,潍坊第一批援建人员撤离桂溪,走的那一天,路又被堵住了,不是塌方,而是从四里八乡闻讯赶来的人群。他们往援建人员手中塞鸡蛋、木耳,点燃长长的鞭炮。当汽车发动后,不知谁先哭出声来,山路上,一片哭声。
潍坊人崔学选
崔学选是躺在担架上从四川回到山东的。2008年9月6日晚上,人们用担架把他抬上飞机,转院到齐鲁医院。医院诊断:乙状结肠癌晚期。
妻子宋伟从潍坊赶来,闻讯瘫倒在地。她此刻已经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黑瘦憔悴,走时75公斤的体重,只剩下了50公斤不到。
崔学选病情如此严重,很多人始料不及。他们后来回忆,一个个都痛悔不已————本来是可以早点检查、早点发现、早点治疗的……
崔学选原本身体强壮,父母年近九旬仍身体健康,他常常自豪地说自己有一个长寿家族。但是在2007年一次例行体检中,崔学选身体有些指标不是正常值,原因不明,医院建议他专程到北京大医院全面检查一次。但他工作太忙,实在无法抽出时间。建设局办公室建议他到北京出差时,顺便查一下。他也因为行程忙挤不出时间推掉了。事实上,即使例行体检,崔学选也要做几次才能做完:正体检着,接到开会或到工地看工程的电话,立即停下马上走。
在桂溪乡一个多月时间里,崔学选与年轻人一起在工地上摸爬滚打,施工任务结束后,召集指挥部人员在帐篷里开调度会,总结当天工作,部署次日任务,晚上12点前从未休息过,经常工作至深夜一两点钟,任务紧时甚至通宵达旦。
他已多年如此。2004年2月,崔学选走马上任潍坊市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潍坊迎来了城建史上投入最多、项目最集中、建设规模最大的一个时期,从此开始,崔学选几乎没有一天在晚上12点前睡觉,没有休过任何一个完整的双休日。有时凌晨两三点,他还在用车灯照看工程。潍坊市建设局因此有了“五加二”“白加黑”工作法。
崔学选腰椎间盘突出,在客厅沙发上垫块木板当成床。有时中午好不容易找机会回家歇息一小时,妻子把家里电话线拔掉、门铃电池取出来,然后拿上丈夫手机,躲在另外一个房间,盯着手机,有重要电话才叫醒他。
在北川,大家也想方设法让崔学选多睡一会儿。有一次崔学选在开会回来的路上睡着了,司机孙文学便放慢车速,90公里路差不多走了4小时。崔学选醒来,奇怪道:“怎么现在才走到这里?”孙文学说:“让你多休息一会儿。”崔学选差点发火,但最后还是叹口气:“老孙,开快点,家里有急事啊……”
初到桂溪,崔学选的身体就出现问题了,他不适应当地辛辣饮食,先是腹泻,渐渐地,腹泻伴随着发烧,接着体力不支,头晕目眩,走路时脚像踩棉花。他吃下平常剂量两倍的药,强行止住腹泻。但接下来是便秘,腹胀越来越严重。
“我们当时真是麻痹大意了啊!”潍坊市援建干部姜新刚痛心疾首,他说,当时大家都腹胀,都硬撑着,谁想到老崔……
临时安置阶段过后,是更为艰巨的三年援建。大家都想:崔学选在前线已经拼了1个多月,身体又不大好,该回山东歇息了。但他选择了留下来,继续援建北川。
7月3日,崔学选被任命为山东对口支援北川恢复重建前线指挥部新县城组组长,这是全世界都瞩目的一个重要岗位,也是山东援建任务最重的一块。
北川新县城将来需要多大规模,承载多少人口,供水、供电、供气、客运等基础设施按什么规模设计建设……又是一个月的繁忙,到了8月初,崔学选腹胀越来越严重,左下腹阵阵剧痛,他以为是胃肠炎,吃点消炎药对付。但他的食量越来越差,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喝点稀饭。问他,说是水土不服,肚子不舒服。
8月7日,崔学选开始持续腹痛,脸色蜡黄。下乡看新县城选址时,同事张须义问他怎么了,他说,也许是肠炎或是肠梗阻。崔学选一边捂着肚子,一边跟张须义开玩笑:“在路上颠一颠就好了。”
8日早上,前线指挥部开会,崔学选缺席。散会后,张须义发现崔学选趴在宿舍床上,满头满身汗,自己掐着虎口。
张须义赶紧把他送到绵阳市中心医院,打了4天吊针,第五天肚子不疼了。崔学选嚷着要出院。张须义劝他:先不着急着出院,做一个全身检查。但他根本不听,8月14日,他逼着驾驶员孙文学给他办了出院手续。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崔学选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新县城的选址,制定新县城组的管理制度,督促过渡性板房的建设进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对那些达到分数线、自愿到山东上学的北川考生,协调山东高校全部录取。
他让孙文学跟前指的人说他身体已经没事了,孙文学问:“你干吗自己不说?”他说:“我说他们不信,你说他们信。”
孙文学出差几天回来,问他吃得怎么样。他说:很好啊,一顿能吃两个馒头两碗稀饭一盘菜。孙文学不信,去问厨师,厨师说:“他每天才吃一小碗稀饭。”
9月6日,崔学选再一次被剧烈的腹痛击倒。绵阳中心医院查出是癌症,前线指挥部决定立即将他转回山东治疗。他被担架抬上飞机又抬下来,齐鲁医院连夜组织专家会诊,确诊为结肠癌。
7日,崔学选度过了痛苦的一天,大便排不出来,肚子胀得像一面鼓,他疼得跪在地上,让姜新刚掐他的虎口,姜新刚掐得自己的大拇指都麻木了,崔学选一声不吭,两个膝盖下,是两滩汗。
8日,手术从下午1点多一直做到晚上9点多。主刀医生何庆泗走出手术室,叹息着对宋伟说:太可惜了,晚来了一个月……
15日,刀口出现感染,医院把刀口打开,每天清理坏死的组织。
清理坏死组织时,不能用麻药,要擦得出血才有效果。每次清理,崔学选都疼得大汗淋漓,护士不忍心,说今天就这样吧。崔学选说,没事,擦出血来效果才好,才好得快,“我要赶紧出院回北川去,新县城还等着我建呢。”
妻子把脸扭过去,牙齿死死咬住嘴唇。
崔学选病情继续恶化,2009年3月27日,他在潍坊市人民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打开一看,癌细胞已经布满了腹腔,手术无法进行,只能再缝上。
大家一直对崔学选隐瞒着他的确切病情。4月11日,北川县委书记陈兴春、县长经大忠去看望他,他说:“我很快就好了,好了以后,我还得回去,和你们一起建新县城。”
他们眼中的崔学选
昔日的北川县城曲山镇完全被地震摧毁,援川期间,崔学选多次进入这个伤心之地,每去一次,他都坐在车上很久不说话,然后长长叹息:“活着,是最大的幸福啊……”
每想到这一幕,崔学选的司机孙文学就恨不得找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是啊,活着是最大的幸福,但你为什么这么不爱惜自己呢?
在亲人与同事眼中,崔学选是个聪明人,下得一手好围棋,1977年恢复高考后成为第一批本科生,1996年,在潍坊第一批“一推双考”中考了市建委第一名。
然而,自2004年担任建设局局长以后,就没有再碰过围棋;生病后,无论多么痛苦,他也一声不吭;有人来看他,他总让妻子先给他梳头、洗脸……
司机袁轲初到桂溪之时,目睹山路上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连人带车被山上滚落的巨石压住,恐惧不已,去找崔学选:“崔局,这活我干不了,让我回去吧。”
崔学选说,现在我们还不能走啊,那么多受灾群众还住在帐篷里呢。他安慰袁轲:“放心,没事的,我们到这里来是做好事的,运气会好的!”
一年时间快过去了,袁轲仍然坚守桂溪,每次想起病重的崔学选,他就难过得直揪头发:“崔局,崔局,你不是说我们运气会好吗?你怎么这样了?”
袁轲说,其实崔学选也害怕余震,也害怕泥石流,余震来了,他也跟大家一样往帐篷外跑……但是,“他是带头的,他要是把害怕表现出来了,我们怎么办啊?”
崔学选病重后,妻子宋伟一直守候在他的身边。她说:老崔现在舍不得她离开一步。这么多年来夫妻俩从未有这么多时间待在一起。现在,这个总是忙碌不堪的男人,这个笑起来露出雪白牙齿的男人,完完全全属于她了。今年5月7日,是他俩结婚26周年纪念日。在病房里,他对她有说不完的话。他对她说:“等我退休了,我带你去旅游……”
“他并不是心里只有工作而没有家人,只是他的工作太重要了。”宋伟说,崔学选去四川前,怕年近九旬的父母担心,不忘嘱托妻女要跟老人“撒谎”,说他去北京学习了。
宋伟曾经责怪丈夫为什么拖着不治病。他叹息道:身体不适,自己也知道,但刚来几个月就生病,是给组织上添麻烦,哪能行呢。
其实,崔学选是“挤”进援川队伍的,他并不符合山东对援川人员的要求:45岁以下,党员后备干部。很多人问他:“你上有老,下有小,干几年就退休了,何必还去受这个累?”他回答说:不为什么,就为了以后心安。
是啊,同胞有难,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都无法坐视,何况他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灾区亟需的建设专家。他明白“建设”两个字此时对于灾区的意义,他更明白,每一个援建人员,都代表着国人对灾区的真挚情义,都背负着党和政府的嘱托、灾区人民的厚望、全国人民的爱心。
4月26日,我们来到潍坊市人民医院,医生叮嘱说,崔学选刚打了止痛针,只许探访十分钟,不要让他多说话。
他躺在床上,插着针管的手紧紧捂住腹部。听说我们从北川过来,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笑了。谈话中,他提到山东援建北川通口镇9个项目4月25日整体移交了。我们很诧异,事实上,我们都不清楚具体时间。崔学选说:“每天,我都让女儿从网上打印一些山东援建北川的材料,念给我听。”
我们问他,出院以后重返北川,最先去哪里看?他双目放光,说:“当然是新县城了,还有桂溪乡、贯岭乡、擂鼓镇。”
孩子们心中的崔学选
在崔学选魂萦梦绕的桂溪乡,我们见到了两个地震孤儿,汪华与张关林。得知崔学选患病,刚刚还在说笑的汪华,瞬间如遭雷击。
良久,汪华哭出声来:“我要去看他,我去借钱买车票,我们要去看他。”
2008年,地震后第一个“六一”儿童节来临之前,崔学选专门安排人驱车150多公里从绵阳市区购买书包、笔记本、钢笔等学习用品,送到孩子们手中。这时他了解到一个特殊家庭:24岁的汪美、19岁的汪华、18岁的贾小华、16岁的贾小兵、10岁的贾小李、4岁的张关林,他们来自三个家庭,是姑舅表姊妹,他们的父母全部在地震中遇难,6个孩子成了孤儿,他们组成一个特殊的家庭,在大姐、二姐带领下艰难度日。
看着六个高矮不一、又黑又瘦的孩子,崔学选心疼得厉害。最大的孩子跟他的女儿崔彤一般大……他赶紧带人给孩子们送去了床、被子和食物。在闷热的帐篷里,他发现最小的孩子张关林得了肺炎,已经连续四天高烧,整夜哭个不停,其他孩子也跟着哭。崔学选马上把张关林接到指挥部,让随队医生诊断。出去开会,他还不忘打电话叮嘱医生:一定要等孩子完全康复后才送回去。孩子输了5天液,烧退了。后来,6个孤儿第一批搬进了桂溪乡板房小区。
患难中的孩子最懂得感恩。
在一个晴朗的上午,汪美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一手抱着张关林,一手拎着一块沉甸甸的腊肉,走进了崔学选的帐篷。腊肉是孩子们在坍塌的自家废墟里刨出来的,也是6个孤儿最值钱的财产。一路上,张关林都盯着腊肉直咽口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肉了。
崔学选婉拒了。汪美噙着热泪离开。过两天,她又来了,下雨路滑,她跌了一跤,一身泥水,但跌倒时把腊肉举得高高的不让泥水溅上。崔学选又拒绝了。第三次,6个孤儿一起来了,站在帐篷前不愿意走。这一次崔学选含着眼泪收下了。
这块腊肉在指挥部帐篷里挂了很长时间,崔学选不准大家吃,他说:“你们看看这块腊肉,为了灾区人民,我们该流血就流血,该流汗就流汗,该流泪就流泪!”
为了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的新生,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援建人员在桂溪、在北川、在四川,流血、流汗、流泪!
地震发生前,汪华觉得山东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跟自己不会发生什么关系。地震发生后,看到潍坊援建人员刚来时,她也觉得他们只是来执行上面安排的任务。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使她改变了看法———他们就是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
汪华为崔学选痛哭失声的时候,还不懂事的张关林,不知姐姐为何而哭。汪华摸着他的头,伤心地说:“不知道你长大后记不记得,有个人曾经对你这么好……”
张关林痴痴地盯着挂在墙上的桂溪中学设计图看,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会在这所由潍坊投资4000多万元援建的现代化学校里,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课桌。
一个新北川,属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1000多年前李白在《蜀道难》中的诗句,恰似今天举国援川的形象写照,无数像崔学选这样的壮烈之士,用生命托起了这片灾难土地上的希望!
北川,正在千千万万个“崔学选”的大爱中崛起,迈向新生。
(新华社四川北川5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