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都亲自做，不像有的文化馆把场地租出去，靠那点租金过日子。”  “脑子落在这个原点上就会发现，文化馆不是无事可做，而是事情多得做不完。”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的馆长徐伟，是一个既感性又长于思考的人。他写诗、出版诗集；创作话剧、还导演话剧。蓬松斑白的齐肩长发，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位资深导演。他又爱收藏老物件，朝阳文化馆里找不到他的办公室，他和他的老物件杂乱地堆挤在一起。

  说起文化馆改革开放30年来走过的路，本以为徐伟会有很多故事说，但他脑子里似乎完全没有细节，却跟记者谈起了“概念”，“其实改变的就是一个概念。”他说。

  对从计划经济时期过来的人来说，“文化馆”并不陌生，它曾经是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的主要载体。在朝阳区文化馆工作了30多年的徐伟说，“30年前文化馆工作非常简单，能读报纸、会唱歌的就能干。”市场经济发展和文化消费的多样化，文化馆普遍面临着“钱没地方来，人没地方去”的窘境。

  朝阳区文化馆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尝试过多种经营来维持生存，举办舞会、开办台球馆、录像厅以及少儿培训班和各种展览等，“不过我们都亲自做，不像有的文化馆把场地租出去，靠那点租金过日子。”徐伟说。

  日子虽然过得不易，但让他们积累了经验。1996年，朝阳区文化馆新馆落成，此时已经是馆长的徐伟，在摸索中开始了理性的思考。他发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化馆服务的对象和区域都发生了变化，过去针对的只是区属范围内的街乡群众，而现在包括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所有人；其次，服务的区域发生了变化，不仅面向区属城郊居民，还要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调动跨区域的文化资源优势；过去内容形式简单，而现在，要求水平更高、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

  从传统意义的群众文化到以人为本的公共文化，徐伟说“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这决定着我们回到怎样的原点。”而这个“原点”就是“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

  “脑子落在这个原点上就会发现，文化馆不是无事可做，而是事情多得做不完。”从这个原点出发，文化馆事业越办越大、越来越红火，资金也越来越充足。“道理简单极了，你办的事情符合各方的需求钱就不是问题。”

  尽管徐伟说“简单极了”，但同时他也承认，弄清这个概念“用了20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