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白、浅蓝、轻红，两条缀满花朵的金色装饰带斜穿过画面，在眼前交叠出轮廓柔和的菱形，像框般托出一丛盛开的月季。被装饰带切割出的其他大小空间里，对称地点缀着碎花和成对的天鹅。这就是薛龙冠最近的得意之作，取名《天鹅湖》。

  “怎么样？”薛龙冠带着笑意问。记者讶然间一时说不出话，半天才憋出一句，“太奇怪了！”想想又说，“但如果制成地毯，我愿意买。”薛龙冠立刻乐了，“这个构图胆子不小吧。”的确，颜色柔和的白、蓝、红以及对称的构图，造就扑面而来的中国味道；但细看所有的纹样，却没有一样不是欧化的。把差异很大的两种风格定格在一个小小的矩形空间中，奇特而不怪异，别具吸引力，市场反响也特别好，难怪薛龙冠一边连说“胆大”，一边得意到掩饰不住。

  18岁入行，到如今50年过去了，薛龙冠说，他对地毯业的热爱“一如既往”。他满足地微笑着说，“我喜欢这一行。”

找到位置就找到幸福

  一个人必须要有机会，但也必须具备和机会相适应的能力，要不然机会来了也抓不住。

  薛龙冠一家子挺特别，他笑称是“地毯之家”。老伴和他一起进的地毯厂，也是一辈子干这行；儿子学校毕业后就跟着他学设计，如今已是得力助手；就连儿媳妇也入了这一行，经过10年磨练，已经可以独挡一面了。采访的时候，老伴一直静静陪在旁边，儿子媳妇忙完了，也坐过来静静地听。有时他记不起的人名地名，老伴和儿子就帮他一起想。一家人拥有共同的回忆和爱好，连记者看着都感到幸福。

  在薛龙冠眼里，今天的一切都缘于当年入对了行。

  薛龙冠祖籍苏州，小时候，住家附近多是文人墨客，不知不觉中他迷上了绘画。“为画画挨打挨多了！那时候就喜欢画画，复习功课的时候，上面一本书，下面一张白纸，父母不在跟前我就画画，一来就赶快拿书盖上。”薛龙冠笑着说。初中毕业后，他没有再念书。17岁那年，父亲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一家人随即北上定居。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地毯制作。“有一回我上护国寺去玩，看见一排玻璃房子，里面的人正在织地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觉得真漂亮！我想，要是让我来做这个美术工作多好啊！”

  1958年，为增加出口创汇，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开始大规模招人。邻居都知道薛家有个爱画画的孩子，热心地告诉他这个消息。“那时候我妈妈对北京还不熟，邻居就带着我去报名。”薛龙冠清楚地记得，报名地点在永定门外的喜鹊胡同，“我带了一幅自己画的仕女图，招生的一看，说‘小孩挺好的，今天就留下来帮我们招生吧。’”就这样，薛龙冠终于如愿进了北京市地毯总厂。

  在车间织了一段时间地毯，有美术特长的薛龙冠被推荐进入图案室，开始地毯图案设计，从此如鱼得水。“以前对于前途啊，自己将来该怎么办之类的，一概没有想法。进了厂以后，脑子才真正清楚起来。我的目标很明确，要干好，要比别人多一手。”薛龙冠说，北京地毯是纯手工制作，织地毯很辛苦，同一年进厂的人有不少陆续离开了，“有去电子管厂的，有去照相机厂的，也有去公共汽车公司的，但我始终没有离开地毯行业的想法，我喜欢它”。

  生活有了重心，一切都随之改变。“我下了四五年的功夫，没有玩过。每天到图案室自己练，看师傅的东西，反复临摹，晚上11点多钟回宿舍睡觉。中午吃饭一个多小时，我不去吃，叫别人给我带俩馒头。”薛龙冠说，就连自己一向喜欢的绘画，看在眼里也有了不同，“我也学别的画种，但是我的目标很明确，学这些东西，是为了以后的地毯设计。眼界越开阔，肚子里东西越多，才能融会贯通，获得更大的自由度。我现在还能画一手好的工笔画，但是写意画和我的工作结合不紧密，一直都没有学。”

  趁着薛龙冠离开一会儿的工夫，记者和他老伴攀谈起来。原来他们不仅是一起进厂，后来还一起在图案室工作，薛龙冠设计图案，老伴则负责组色。俩人的缘分就此结下。问起当年看中薛龙冠哪一点，老伴爽朗地说，“觉得他挺能干的，多才多艺。”

  记者很好奇，正想追问，薛龙冠刚好走了回来，一听这话又乐了，“我年轻的时候活跃得不得了！吹拉弹唱样样行，跳舞、演话剧、中乐、西乐，这些都干过。”   “您是那么看重业务的人，做这些不觉得浪费时间吗？”记者不禁问。

  薛龙冠回答说，“一个人必须要有机会，但也必须具备和机会相适应的能力，要不然机会来了也抓不住。不是说会画画就有能力，主业不能偏废，其他一些能力也都要有。”

  他举例说，“我是初中毕业生，写作不行，但凡是遇到要写的事，我一定自己写。很多认识都是从写报告里来的，写报告你得总结啊，得想方设法琢磨它。平时没有时间，这时候有压力你非得琢磨出来，还得生动，还得有深度。这就是锻炼，太重要了！”抱着这样的想法，薛龙冠在文艺宣传队一样干得高高兴兴、尽心尽力。他说，那段经历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一是锻炼了组织能力，为后来出任北京市地毯研究所所长等打下了基础；二是开阔了胸襟，作品也因而灵动大气。

  说起来，薛龙冠也算是少年成名。他的第一幅作品取名《玉兰盛开》，创作于1965年，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那时他只有25岁，凭着这幅作品一举成名。“那时候还是个小年轻，一下子就出名了，都知道有‘薛龙冠’这么一号人。”薛龙冠开心地说，直到今天，那款地毯仍有销售。此后，他一直佳作迭出，顺风顺水。

  在一般人眼中，没有挫折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薛龙冠却说，很多事情“想着想着就办成了”。在他看来，只要全力以赴做了该做的事，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想要办这个事，机会来了，就抓住不放，把自己掌握的能力充分展示出来，事情办好了，你自己的能力也上了一个台阶。你的能力变强了，又来一个机会，你就能适应它，把握机会，就能又上个台阶。”

  靠着与生俱来的爱好和目标明确的努力，薛龙冠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到了今天，不仅成就了自己幼年的梦想，也成就了一个幸福的“地毯之家”。

会听的人受益无穷

  同样听一堂课，有的人收获很大，有的人什么也没有。要有悟性，把道理听进去。

把握好火候才会成功

  薛龙冠没上过专门的艺术类学校，在业务上对他影响和帮助最大的就是在图案室工作时的师傅，当时地毯行业惟一的技师张铸。除了传授基础知识，也会对他讲些过来人的经验体会。“我记得师傅的训导有两句话，一句是‘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还有一句‘一招鲜，吃遍天’。都是老话，但是对我影响很大。”薛龙冠回忆说。

  为了能在业务上出类拔萃，薛龙冠认认真真地下了不少暗功夫。除了反复揣摩师傅的作品，他还阅读了大量理论书籍。“凡是跟图案有关的书籍，都不放过。我父亲在图书馆工作，借书也方便，看了大量美术书籍。”薛龙冠比划着说，“有一阵进了一批欧洲来的新书，都是老大个儿，父亲跟我一说，有空我就上图书馆看去。”

  薛龙冠一直记得当时一件幸运的事。厂里决定整理北京传统地毯设计图稿，有的图案破损了或是失传了，就根据老师傅的回忆再画出来。“我用了一年时间，整理了10000多张设计图稿，通过分析、观摩，恢复破损失传的图稿，把北京传统的东西吃透了。都有些什么东西，出处在哪里，我都弄清楚了，这等于是给我加强积累。”薛龙冠说。

  另一件幸事，是那个时期画展很多，名家辈出，使薛龙冠有机会汲取更丰厚的营养。“那时候北京有很多画展，北海画舫斋几乎每个星期都有画展，门票很便宜，两分钱。”薛龙冠说，“有时候一个画展我去好几次，看见喜欢的，我就盯住不放。看它怎么用笔，素稿是怎么弄的，色彩又是怎么上的，反复揣摩，再和写生结合起来，慢慢地感觉就有了。”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训练，薛龙冠像他说的那样实现了“融会贯通”后的“自由发挥”。“我现在设计的过程中，桌子上没有任何资料。除了有时候个别纹样、造型要借鉴一下，我去查一点东西，整个构思都是自己脑袋里出来。我的思想能够随着我的意识驰骋。”他总结说。

  师傅第二句话里的求“新”求“变”的意思，薛龙冠更是须臾不敢忘。“一般的东西我不愿意搞，别开生面的才出手，所以我的设计构图变化极多。”薛龙冠说。

  1972年，有感于那时候北京地毯“中间一个圆加上四角装饰”的单调构图，也受到当年马王堆出土文物的启发，薛龙冠开始尝试将历史文物上的纹饰引入地毯图案设计，并为之取名“古纹式”地毯。

  1973年初，北京市地毯公司（原地毯总厂）组建研究室，薛龙冠任研究室设计组组长。他带着全组同事共同努力，在当年8月推出了首批“古纹式”地毯图案共计11幅，其中他自己设计的有7幅。

  “以前地毯的图案都是明清时期的，‘古纹式’借鉴了五千年的文化，彩陶、青铜器、瓷器、漆器、刺绣等等，它们的纹样都可以吸收，一下子海阔天空。”薛龙冠说，那套设计有别于传统地毯的4个类别，自成一体，在当年的广交会上引起了轰动，“青铜器”、“虎座鼓”等深受外国客户欢迎。1981年，“古纹式”系列的“云气天鹿纹”地毯还获得了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评比金杯奖。

  随后，“古纹式”地毯又推出了两批设计稿，薛龙冠想要收手了。“觉得能想到的东西都差不多了，该换换样了。”薛龙冠这么说，他把目光投向了民族服饰。

  1976年前后，薛龙冠先后3次带队去贵州一带采风。“主要是收集蜡染的纹样，都是蓝底的。我们把蓝底子先刷好，把蜡染借来，连夜临摹，天亮再给还回去。”薛龙冠越说越兴奋，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好多图案都是花和鸟结合在一块的，有的是花开了里边露出小鸟的头，有的是花像鸟的形状。他们的图案行枝串叶都和我们不一样，越土的越生动，特别有意思。”

  贵州之行成就了一批民族风格的地毯设计图，后来又推出受江南织锦缎影响的“锦文式”地毯等。近些年，薛龙冠则开始尝试中式和欧式相融合的设计风格了。

  薛龙冠说，就像那幅《天鹅湖》一样，有时候，设计出的东西连他自己也觉得吃惊。记者问：“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这样设计？”薛龙冠理所当然地回答，“不然怎么出新？总得尝试，过去没有的就不去碰，永远出不来新的。陈旧的，我绝对不搞。”

  世界上的道理，说多也不多，最管用的往往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几个，就看有没有人把它放在心里。师傅当年的话虽简单，对薛龙冠来说，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样听一堂课，有的人收获很大，有的人什么也没有。也有的时候，听20堂课，就两句话管用。”薛龙冠说，“要有悟性”，把道理听进去，这就是他回首来路最重要的成功经验。

把握好火候才会成功

  在设计中要有突破，但是突破太大了也不成，不能一下子走到另一个极端，有些基本东西要遵循。

  四面边框的空间，纹样除了线条，多半是花鸟。在这貌似单调的世界里，薛龙冠悠游了50年，一点也不觉得厌倦。“就说牡丹花吧，古代就在画，现在人还在画，每个人画得都不一样，千变万化，而且还会一直画下去。所以说不在于题材，重要的是你怎么去挖掘。”薛龙冠如此解释。

  客观地说，地毯图案和其他装饰图案相比，在设计中受到更多的约束。例如，由于需要铺在地上，一般人很难接受人物造型；同时也要考虑和时下流行的地板和家具的搭配等等。像挂毯，同样是毛织品，在图案设计中无论是造型还是色彩，可供发挥的余地都大得多。正因如此，地毯图案的设计看似谁都能做，真正想出新出彩却不容易。简单的纹样后面，浓缩的是创作者的眼界和学识。就像薛龙冠说的，哪怕是一个圆，“有的人画出来刻板，有的人画出来活泼生动。为什么？台阶在那儿放着，差一点都上不去。” 

  地毯的设计有它自身要遵循的规律，既要有个性，但又不能太有个性。薛龙冠认为，作品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不能掌握“火候”。“火小了不够，火大了就煳了。精细到什么程度，构图的新颖到什么程度，都要考虑。不考虑个性在市场上跳不出来，但还要考虑到别人的接受力。要在他喜欢的基础上，通过你的手让他更喜欢，因为你考虑得更多、更新，而且符合他的要求。”他举例说，“像中西风格的融合，融得好了就是好东西，融不好就会怪异。”

  记者注意到，薛龙冠的设计稿中一些欧式纹样并不典型。他解释说，有的纹样清代已经引入中国，看得久了，外国味自然没那么重了。“我的想法是在设计中要有突破，但是突破太大了也不成，不能一下子走到另一个极端。随着时代的变化，我的脑子也在跟着变化，但有些基本东西要遵循，不然要吃亏的。”

  这些基本的东西，包括对传统、市场以及基本的构图规律等方方面面的把握和认识。薛龙冠说，“要创新得先了解传统，深入地学习传统。只有了解了传统，你才知道什么是新的。避开以前有的和现在市场上有的，你做的不就新了吗？”很多基础功夫，要靠自己下，别人想帮也帮不了。薛龙冠说。

  同时，也不能被传统束缚。“有些人钻进去出不来了，也不行。能钻进去，还得能跳出来。”薛龙冠说，“我曾经有个想法，恢复‘北京八大绣’，但不是做真正的传统样式，而是做新时代的‘八大绣’。过去受时代局限，见得少。现在媒体上什么都有，是过去不能比的有利条件。有些东西没有必要恢复，应该用它的名，装上新的内容，让它适合现代人口味，这样才能成功。”

  有了这些基本的把握还不够，还要下功夫推敲。薛龙冠说，既然是工艺美术品，就得讲究工艺的精细。“比如说龙，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多少人的改革，每个地方都考虑好了。我们现在去创新，能推敲到那个程度吗？”

  薛龙冠说，他自己的作品，常常经历漫长的构思过程，有时候，一个想法能酝酿6年之久。“现在比过去更有经验了，过去有些东西考虑得并不深入，现在更细了。设计效果、色彩、动态、大小、比例尺寸等等，总要考虑得差不多才会动手。”

  地毯设计是工人织毯的脚本，对精确度要求很高。这些年随着年龄增长，薛龙冠在设计上没问题，但绘图就吃力了。好在有儿子帮忙，那幅《天鹅湖》，就是薛龙冠设计了初稿，由儿子绘出的，前后画了20多天。2007年，获得第三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北京工美杯特别金奖的作品《金秋》，也是父子二人合作完成的。儿媳妇跟着婆婆学组色也小有所成，如今薛龙冠的设计稿大都是由儿媳配色的。

  设计了50年地毯，薛龙冠却没有一件满意的作品。“总觉得没有到位。这一行没有止境，每一次的作品，能够有自我突破，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了。我对地毯的兴趣太大了，对这一行感情也很深，一辈子也放不下，我的希望就是把中国地毯做到真正上档次。”最后，薛龙冠笑着说，“有儿子帮我，我虽然老了，仍然有这个心气儿！”

  ①作品唐“三彩”，借鉴唐代三彩陶器的造型设计，带有浓厚的唐代风格。 

  ②作品战国“虎凤博古”，借鉴战国时期青铜艺术造型纹样，结构严谨，色彩古朴。  

  ③作品战国“虎座鼓”，根据出土的古代乐器虎座鼓设计而成，构图稳定，色彩雅洁。

  ④作品战国“龟鱼蟠螭纹”，借鉴青铜器珍品战国龟鱼蟠螭纹方盘的纹样设计而成。

  ⑤作品唐“凤鸟卷草纹”，构图以两只追逐的凤鸟为中心，卷草纹样穿插配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