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伟，中国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的“掌门人”。从33岁到54岁，一个人干事业最为黄金的时期，他都坚守在中国孵化器事业的最前沿。21个春秋过去，虽然科技部统计在案的孵化器如今已达600多家，孵化器面积世界第一，但一提起龚伟，业内人还是会竖起大拇指说：“中国‘孵化’品牌第一人！”

  回想20多年前投身孵化器事业的情景，龚伟仍记得当时心中那份憧憬。为了给科技人员提供创业服务，1987年武汉市政府决定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启动孵化器工作，并面向社会招聘管理人员。得知消息，龚伟毅然从当时武汉待遇最好、老百姓为之骄傲的武钢辞了职，成了“东创”第一批5人创业团队中的一员。“用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做高技术集成的项目，虽然历程可能艰难，但前途肯定光明。”这是龚伟当时的想法。

  憧憬之后却是失落。见过了上万人的大企业，现实条件的艰苦和简陋让龚伟难以接受。创业中心地点在丁字桥108号一座闲置的营房。四层破旧的小楼，13平方米的小房子一间挨着一间，从这样的地方能孵化出高科技企业吗？

  失落归失落，日子还是非常充实。没有钱打广告，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大学、中科院的报栏张贴信息：想创业，想把科研成果变为产品，请来找我们！这样，创业中心迎来了第一批22家企业入驻。

  这批创业者多是教师和研究员，他们辞职来到创业中心后，问题就接踵而至：档案、党团关系怎样结转？职称怎样评定？招工如何招？工商怎样注册？税务如何登记……所有这一切，只能依靠创业中心的帮助。为了帮这些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减少成本，龚伟他们绞尽了脑汁。没有会议室，找一间办公室挂个牌子，所有企业来了客人都在里面谈事；没有电话，创业中心接通一部总机，用分机转给他们；甚至请不起财务，创业中心的财务都要帮忙代账。日夜与这些创业者摸爬滚打在一起，龚伟与他们建立了休戚与共的情感。

  理想中的目标似乎遥不可及。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龚伟和同事们一直在反复交换意见：孵化器这东西到底能不能搞，搞下去到底有没有前途？正在疑惑之时，三件事的发生给他们增强了信心。

  首先得益于一份可行性报告。经过一段时间试运行后，创业中心牵头起草了建立东湖创业中心的可行性报告，这份报告在当时的国家科委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因此立项对孵化器进行研究，创业中心由此与国家科委建立了直线联系。

  第二是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基金会主席拉卡卡的来访。1987年下半年，白发苍苍的拉卡卡来到北京，向有关领导建议，中国能否在发展中国家带个头，学习发达国家孵化器的先进经验，却被告知我国已经搞起来了。拉卡卡立刻提出要参观东湖创业中心，参观后说：“这是我在世界上见过的很简陋的孵化器，但你们的理念和服务精神是与世界接轨的，你们很有前途！”

  “我们做得这么艰苦，但政府部门这么重视，国际专家也这么肯定，所以我们还是在疑惑和希望之间努力工作。”龚伟说。

  随后发生了第三件事。由于企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超出了创业中心的服务能量，引起了当时的武汉市市长的高度关注。1988年的一天，市长带着政府各个委办的“一把手”来到创业中心开会，明确要求他们为创业中心“开绿灯”。

  “一个小小的服务机构经历了这么几件大事的推动，越来越有希望了。”龚伟说。不久后，创业中心有了第一笔钱————科技部70万元的支持。在当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创业中心将这笔钱拿到银行作抵押，放大了3倍用来支持企业发展，这实实在在的孵化能力着实令人振奋。“破壳而出”的第一批企业中，就包括后来成为中国最大激光生产基地的楚天激光集团。

  东湖创业中心被纳入“火炬计划”旗下后，龚伟成了全国的风云人物。“学孵化器到武汉，学高新区到北京”成为很长一个时期的风尚。创立20周年时，东湖创业中心累计孵化科技企业已达957家，累计向社会提供就业岗位6.2万人次。服务的内容，也早已超出了提供场地、工商、税务登记等简单服务，而建立起了向研发、市场两头延伸的系统的服务体系，覆盖入驻前的项目考察、成长性研究，入驻中的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入驻后的资本、物业、行政、市场、法律、技术需求，以及毕业后的跟踪服务、异地拓展等“二次孵化”，扩展到了企业成长运营的各个阶段。  漫长的21载间，龚伟从未停止开拓创新的脚步，他执掌下的创业中心在中国孵化器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第一”：中国第一家由事业单位改为公司化运作的孵化器，第一家SBI产权孵化器，第一家实施异地孵化的孵化器……现在，龚伟又在着手向国外拓展业务，希望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助上一臂之力。

  “当初骑着自行车来这里创业的人们，最后大多开着汽车出去。”抚今追昔，龚伟备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