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王德平的小屋被堆得满满的：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电视机、电脑、板式家具……他兴致勃勃地打开电视，对记者说，“这是今年搬进新家后买的，32英寸的平板电视。院里还接通了有线电视，能收40多个频道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时候。“父母外加我们7个兄弟姐妹，一家9张嘴都要等惟一有工作的父亲来养活。父亲一个月才赚80多元钱，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那时每月口粮是限量的，重体力劳动者40多斤，轻体力劳动者只有32斤，小孩分配的就更少了，而且70％是粗粮。母亲每月都精打细算，多吃粗粮，少吃或是不吃细粮，炒菜时尽量少放或是不放油，偶尔吃一次肉也大多是边角碎料，逢年过节才能吃顿饺子。我们几个孩子都是10多岁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吃得比大人还要多，所以每个月就算精打细算也常常捉襟见肘。”王德平说。

  他回忆说，那时候，北方冬天老百姓饭桌上的“主打菜”————大白菜也不能敞开供应，而是按照家庭人口写本定量的，本市第二商业局每年发放副食购货本，买芝麻酱、粉丝、鸡蛋等副食也要在这个本上登记。一般家庭都要买五六百斤白菜，人口多的可以买上千斤。买冬储菜往往是全家出动，天还蒙蒙亮，菜站前就排起了长队。卡车或马车把菜运到，立即卸车，堆在路边，店员开始忙着写本售卖。那几天，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搬运白菜的人流。

  “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有10来年没有买过冬储大白菜了。”王德平说，“从这往北走5分钟，就是菜市场，冬天时各种蔬菜应有尽有，想吃白菜了一棵两棵零买回来，价格便宜又方便。买粮食和副食就去超市，种类丰富，价格也便宜。”

  除了购粮需要粮票，那时购买自行车、缝纫机、家具等大件儿还需要用“工业券”。工业券是按照工资比例发放的，一辆新自行车就需要用30多张工业券。1976年，刚刚参加工作的王德平为了买一辆新自行车，仅工业券就整整攒了半年多，后来还是父亲支援了一些才买到车的。

  那辆“永久”牌自行车陪伴了王德平很多年。因为买得不容易，所以他备加珍惜。一有时间，他就把自行车擦得干干净净，放在院子里怕弄脏了，每天下班后都把自行车搬到屋里。“崭新的自行车也引来了邻居们羡慕的眼光，就像现在谁开了辆宝马奔驰一样。”王德平笑着说，“那时有些人家爱惜自行车，屋里却没地方放，就把自行车挂在墙上。早上上班搬下来，晚上回来再挂上去。”

  1977年，王德平家添置了第一台电视机，成为附近几个院里第一户有电视的人家。自从有了这台电视机，王德平家的院子一下热闹起来。每天晚上一吃完晚饭，相邻几个院子的大人孩子们都带着小板凳小马扎来看电视，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那时候只有两个频道，中央台和北京台。从晚上7点开始播新闻联播，然后就是样板戏，没有别的节目。18点50分，父亲小心翼翼地把电视机搬到堂屋玻璃窗前。电视机是电子管的，打开还不能马上看，得先预热，一般预热10分钟才能看到人影。但是只要父亲一开开关，全院儿的大人孩子立刻鸦雀无声，全都紧紧盯着电视屏幕，自觉得很呢！”王德平笑着说。

  这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是王德平家购置的第一件电器。两年之后，一台14英寸彩色电视代替了它的位置。再后来，又陆续换成了18英寸、21英寸。来王德平家院子里看电视的大人孩子们也逐渐少了，最后，大家都在自己家里看电视了。

  1979年，王德平在这个院子里结了婚。那时候结婚，讲究“三转一响四十八条腿”，“三转一响”就是手表、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四十八条腿”是双人床、大立柜、写字台、沙发、高低柜等全套家具。那时候，为了攒够买这些“大件儿”的工业券，全家所有人的工业券全都支援给了他。“要是靠我一个人，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王德平说。

  现在，王德平的小屋被堆得满满的：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电视机、电脑、板式家具……他兴致勃勃地打开电视，对记者说，“这是今年搬进新家后买的，32英寸的平板电视。院里还接通了有线电视，能收40多个频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