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进入大北照相馆的曲建平，清晰地记得大北的严格：

  “想进大北当摄影师可不容易，不光人要机灵，形象也要好，还要会说话、懂得和顾客沟通。”

  仅有这些条件还不够，还必须经历3年的训练与学习。这3年，学徒要一边给师傅打下手，一边“练眼光”。所谓“练眼光”，就是“看”师傅拍照。

  “看”的学问可不少。大北拍照讲究“细”、“鼓”、“润”，所谓“细”就是人像的皮肤质感细腻，“鼓”指人像面部轮廓丰满、层次分明，“润”就是要求照片上的人看起来滋润健康。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摄影师需要第一眼就看出顾客的五官特点，通过坐姿、神态和灯光的运用帮助顾客扬长避短，并通过拍摄与修版技术进行调整和修饰。一个“看”字，考察的是悟性，也是耐心、细心与恒心。“3年之后还要看你是不是这块材料，不是也不行。”对于大北的严格，1980年进入大北的摄影大师罗秉臣深有同感。

  大北对照片质量的要求更是一丝不苟。当时各个环节都靠手工操作，任何一点瑕疵或者疏忽都可能造成错误，一旦出现错误很可能无法弥补。比如，扩印照片的时候如果环境不够干净或者工人不够仔细，即使胶片上落上了一点灰尘甚至一根头发，在照片上也会出现一块白斑，全部照片就必须重印。大北的摄影师不仅要照出传神的照片，还必须珍惜胶片，补照率、次品率、复底率都是考核摄影师的重要标准。几十年下来，大北培养出了一批有绝活儿的师傅。“我们拍千人大合影，如果其中一张底片里有个人在拍照时闭着眼睛，我们修版的师傅就能从另一张没有闭眼的胶片中把他眼部的药膜揭下来，贴到这一张上面，洗出来的就是一张睁着眼睛的片子，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大北在暗室和修版方面的技术，绝对是拔份儿的。”说起大北老师傅的手艺，罗秉臣由衷地感到自豪。

  令大北的工作人员骄傲的，不仅是可以拿着让人羡慕的相机拍照，还因为这份体面的工作能带来不错的收入。曲建平记得，他当学徒的时候，每月工资是18元，比其他单位的学徒工高出了3元。3块钱的差距，在当时的年轻人眼中，应该是个诱人的数字。

  大型团体照是大北最负盛名的拳头产品，拍外照的摄影师格外神气。“我们去重要场合拍照的时候，都会穿上店里专门为我们从‘红都’服装店定做的中山装，脚上是擦得锃亮的三接头皮鞋。”曲建平笑着回忆起这段往事。没想到，不少来拍照的顾客看上了他的中山装，他的工作服成了顾客拍照的道具。“后来我就注意在中山装里面穿上一件干净整洁的衬衫，万一衣服被顾客借去了也不能太邋遢啊，大北的摄影师都要注意形象。”今天的曲建平依然整洁利落。

  那时候，照片可不是能够频繁更换的日用消费品。拍照通常是为了办理证件，或者是寄给远方的亲戚朋友，要么就放进玻璃像框挂在家里醒目的位置。

  改革开放之后，大北的生意更加红火。罗秉臣告诉记者，20多年前，婚纱照刚刚兴起的时候，照相馆拍出来的都是标准格式，服装也只有一套，男穿西装女披婚纱，手捧一把塑料花，一套4张，合影全身半身各1张，单人半身照各1张，这一套的价钱是19.5元。这个价格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婚纱照成了年轻人结婚置办的“大件”。当时，1寸照片标价0.67元，为了省钱，一些顾客甚至要求拍半寸照片。大北的半寸照片很清晰，但今天看来实在是太小了。

  曲建平与罗秉臣的青年时代在大北的红火与忙碌中度过了。那时候，大北有8个照相室，修版、暗室的工作人员也有几十人之多。“那时每年全国都有个春季（胶片）订货会，大北一订就是几千米。全国当时只有两家胶片厂，大北是它们的绝对大客户。”罗秉臣笑着说。他告诉记者，大北还把相纸的剩余边角料整理包装，卖给摄影爱好者；冲洗照片的药水含有贵金属，也有冶金企业定期来收。当时，大北还设有摄影器材部，出售、维修相机也是大北的业务之一。

  照相馆很忙碌。“我们是早上8点开门，6点钟就有人来排队了。”罗秉臣告诉记者。大北的两层楼挤得满满的，连楼梯上都是等着拍照的顾客，维持秩序成了大北导照的主要任务之一。“那时候来考察学习的同行也多，我们当时也没想过保密的问题，有什么新鲜东西都给人家看。”在曲建平的记忆中，毫无保留地交流学习在当时是习以为常的事。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办理护照了，北京市指定了两家拍摄护照照片的照相馆，大北就是其中一家，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后来，又赶上了办理居民身份证，我们那时候不光要给到店里的顾客拍照，还到各个单位、小区送照上门。有的单位人多，我们就在那里连着拍上好几天。”曲建平说。上世纪90年代进入大北的员工，依然能够目睹排队的“壮观”场面。

  “创新”是大北代代相传的优势。多年前，照相馆用的120相机，每次最多只能照12张就必须换胶片，大北摄影师们就动手改装相机，改装之后的相机能一下子拍三四百张不换胶片。长期以来，大北用的转机一直是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产品，这种相机的动力是一根发条，上满发条之后只能拍一张照片，用久了发条容易出现损耗。为了保证重要团体照片的稳定和质量，大北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力量进行技术攻坚。先请上海冶金研究院化验发条的成分，然后开始寻找替代产品，最后由上海钟表厂研制出了50条发条。此后，大北又投入了20万元与上海相机四厂共同研发，研制出两台电驱动的相机。

  老式的相机快门是一个橡胶制成的小“气球”，摄影师一捏“气球”喀哒一声，拍摄就完成了。这种快门完全由人工操作，速度最快也就有1/15,速度的快慢完全取决于摄影师的经验和感觉，使用起来经常不稳定。大北专门成立了一个技术研发小组，自己琢磨自己打磨冲洗，愣是给传统的相机加装了电子快门。“那时候市场上还没有这样的相机，我们用自己的双手让相机实现了‘自动化’，这在北京市还是独一份。”曲建平骄傲地讲述着大北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