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一份非同寻常的战略研究报告由中国科学院提交中央,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雄壮序曲由此奏响。
在这份题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中,中科院提出了建设面向21世纪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路,建议国家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并主动请缨,承担“破冰”重任。1998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今天,知识创新工程实施已满10周年。
体制改革深化、创新成果涌现、优秀人才辈出……这是改天换地的10年,也是硕果累累的10年。中科院这支科技“国家队”牢记历史使命,不辜负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重托,为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为国分忧 为民造福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自主设计的CPU芯片,国家安全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受制于人。在一些人仍持怀疑观望态度时,中科院计算所率先开展通用CPU研制。经过7年的努力,龙芯CPU不但开始成为许多部门争相选用的通用处理器,基于龙芯CPU的便携式计算机已在国内外获得上百万台的订单。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三期,计算所将一个主要任务定为推广“千元电脑”,让穷人也能用得起计算机。
谈到实施10年知识创新工程的体会,计算所所长李国杰深有感触地吐出了12个字:“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与民造福”。事实上,计算所在重大科研方向上的选择,体现的是整个中科院过去10年的方向。
10年间,中科院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凝练创新目标,进行了建院以来涉及面最广、意义最为深远的科技布局调整。
知识创新工程在1998年启动之初,科学院有123个研究所,其中许多研究所任务重叠、研究计划陈旧落后,各自封闭,力量分散;研究项目通常衍生于国外科学,设备退化,质量参差不齐,处在国际科学前沿之外。
经过大刀阔斧的精简、优化、调整,中科院研究机构的数量由10年前的123个减少到了今天的89个,初步实现了五大转变:由单纯以学科为主进行科技布局向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态势聚焦创新目标并优选创新领域的转变,由跟踪为主向原始创新为主转变,由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与系统集成为主转变,由分散研究模式为主向加强跨学科跨所力量的组织与凝聚转变,由自我循环为主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社会化和规模产业化转变。
与此同时,中科院大幅度凝聚与提升了科技创新目标,部署了一批新的科技生长点。确定了信息科技与先进制造、生命科学与技术、物质科学和先进材料、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等“1+10”个创新基地以及40项科技战略重点、166个重要方向和11个学科发展重点。至此,整体科技布局更加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趋势。
明晰的战略目标,合理的科学布局,使中科院很快成为引领我国科技发展名副其实的“火车头”。如今,中科院承担了国家各类重大科技任务,并参与了众多国家重大专项的规划、实施方案的编制。
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在国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中,中科院主持了23项,占总数的54.8%;“973”项目19项,占总数的27.9%;“863”计划358个课题,占总数的14.0%;国家科技支撑计划62个课题,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3项,国家条件平台建设项目11项,国家仪器创新研制专项2项……
更具有说服力的,是重大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完成了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月球探测工程、“龙芯”系列通用CPU芯片和“曙光”、“深腾”系列超级计算机等战略高技术研究课题;完成了青藏铁路工程、国家主体功能区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课题;完成了正负电子对撞机、激光物理、基因组测序、纳米等重要基础研究课题……
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三期,中科院正在为新一批重大项目而努力。截至2007年底,创新三期共启动了13个重大项目、482个重要方向项目。
不拘一格 人才辈出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的王秀杰在自己30岁生日的前一周,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支持。一年后的今天,谈起此事她仍欣喜不已。
“知识创新工程给中科院在人才政策方面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以我个人为例,我从事的生物信息学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但是目前专门人才还很少。院领导和所领导顶住了各种压力,在我刚刚获得美国信息学博士学位半年多,就通过‘百人计划’将我引进回国。回国3年,我的课题组发表了重要的论文,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反响,还为所内20多个研究组提供了生物信息学的支持。”
像王秀杰这样通过“百人计划”被引进回国的优秀青年科研人员,在中科院遗传发育所60位研究员中占了33位,其中24位已经获得了国家青年杰出基金的支持。
“对我们这些刚回国的年轻人来说,百人计划提供的启动经费和科研条件是我们科研生涯的奠基石。而正是这种因需引才的做法,使科学院的研究水平在过去10年内有了长足的进展。”王秀杰说。
知识创新工程的实践,使中科院上上下下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人才队伍是关键。
为了不拘一格选用人才,2001年,中科院停止了传统的职称评定工作,在全国科技系统首开先河,实施全员岗位聘任制,建立了“按需设岗、按岗聘任、竞争择优、动态管理”的用人制度。在分配制度上,全面推行体现绩效优先的“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奖励”的“三元结构”分配制度。
为了从海内外广纳贤才,中科院实施了“百人计划”、“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等,吸引了大批杰出科技人才。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中科院通过“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共引进987人,通过创新团队吸引“海外知名学者”327人。
同时,中科院还通过实施“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为西部地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熟悉国情、勇于奉献、水平较高的学术带头人和科技骨干,服务于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10年来,中科院的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了一支完备的人才梯队。截至2007年底,创新岗位聘任的2.44万人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38.1%,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占24.5%,40岁及以下的人员占57.6%,介于41至50岁间的人员占29.0%,中青年人才成为科技创新的骨干。
如今,公平公正、有效激励、竞争择优、和谐合作、流动有序、动态优化的用人新机制已在中科院初步形成,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也为全国科研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
实现创新价值最大化
6月27日,中科院涉农研究所的专家带着154项产业化技术、68项中试技术及45个在研项目来到无锡市,与该市在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应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等生态型课题方面进行合作。
对中科院来说,与地方、企业的类似合作不胜枚举。
据统计,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中科院与地方、企业、大学、其他科研机构等共签署了各类科技合作协议350余项。截至2007年底,中科院已与28个省、区、市签署了全面科技合作协议且均在执行中。
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使中科院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同时,与国家创新体系各单元进行着越来越密切的联合合作。合作的目的,就是促进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基础、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形成,打造完善而畅通科技创新价值链,实现科技创新价值的最大化。
对于合作方式,中科院进行了多种有益的尝试。
瞄准世界前沿,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与地方政府共建研究所是有益的探索之一。目前,中科院与地方政府共建的7个研究所(院)科技队伍逐渐壮大,科研活动已迅速展开,已经产出了一批很有高度的专利和论文,并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开始显现佳绩。
各类技术转移转化机构是中科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规模化产业化的重要平台。目前,中科院院属各单位已与地方政府、企业等共建各类技术转移转化机构270余个。继中科院嘉兴应用技术研究与转化中心等7个平台型技术转移中心成立后,2007年又与常州市、台州市分别共建中科院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与山东省筹建中科院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截至2007年底,9个中心已承担转化项目300余项,涉及信息、自动化、能源、环保、先进制造、生物、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咨询和技术服务工作正有序展开,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了能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中科院还根据国家区域战略,先后组织实施了“东北振兴科技行动计划”、“科技援藏工程”、“科技支黔工程”、“科技支青工程”、“科技支甘工程”、“科技支新工程”等产业化行动计划和工程。以上6个院地合作骨干工程和计划已立项79个,总投资近10亿元,其中院投资6800余万元,吸引社会投资约9亿元。已经实施完成的20多个项目,均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关于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投入与产出,或许这样一组数据可作对比:1998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共安排409亿元专项资金,支持中科院调整和优化科技布局和结构,引进海内外杰出人才和知名学者,改善基本科研设施和条件;而据不完全统计,这10年来中科院通过产学研合作,为地方增加营业收入近4000亿元,利税600多亿元,并为社会创造了8万多个就业机会。
“经过知识创新工程的实践,中国科学院的面貌焕然一新,有力的推动了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切实可行的。”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说。 (本文图片由中科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