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留法归国博士，携笔从戎16年，攻克一系列制约我军通信网络建设发展的关键技术，为我军通信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两次荣立二等功，取得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各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7项。他先后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军首届学习成才标兵”等荣誉，最近又荣膺第十二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标兵”。

  他就是解放军总参某研究所总工程师于全。

“不学习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明天”

  1992年，于全在同期出国的70名公派留学生中，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第一个回到祖国。婉言谢绝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后，于全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从军。

  从1992年到2000年，于全用有限的经费，在研究所党委的全力支持下，先后在5项重大军事通信科研课题中取得突破，其中4项填补了国内空白。

  2006年，某新型通信网络研制成功，让于全再次站上了国家大奖的领奖台。

  “于全搞科研的点子多，常能出奇制胜。”他的战友和同事说。2003年冬，野战帐篷内，于全带领课题组在对某新型通信装备进行试验。几个月下来，采集的数据多达上千万个，但“电磁兼容”的技术难题依然没有解决。“既然强攻不成，能不能采取迂回战术呢？”最终，于全采用“绕开节点问题，从系统求突破”的创新思路，攻下难关，彻底解决了电磁兼容难题。

  为改进软件技术，他用几百元钱一只的普通石英钟代替8万元一只的高精度原子钟；从软件入手，他解决了不同体制通信手段的互联互通问题，抢占了这一世界通信领域的制高点……于全常说，“不学习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明天。”同事们称赞道，“于全始终把学习新知识视为科研创新的源泉。”

  在16年的军事科研生涯中，于全跟踪专业前沿，先后发表学术论文78篇。

把演兵场作为军事科研“实验室”

  于全把科研的出发点确定在以军事斗争准备，围绕“打赢”开展科技创新上，在制定科研攻关项目时，首先考虑的是部队的需求。

  初进军营，刚刚涉足我军通信领域科研的于全参加某型通信网性能测试时看到，国外采用计算机模拟仿真，几个人仅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量，国内上百名科研人员手工作业10多天才能完成。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瞄准这一国内前沿、部队急需的课题发起了第一次冲击。两年以后，我国第一个通信网性能评测系统研制成功，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瞄准部队联合作战训练中三军协同通信这一世界难题，于全又发起了第二次冲击，成功解决了军兵种各类通信网络互联互通互操作问题。

  于全每年下部队的时间都在两三个月以上，在他的带动下，研究所科技人员都蹲在基层搞试验。由于深入实际，于全发现了某装备的故障原因并加以改进，不但提高了质量，还使通信距离一下子增加了几倍。

  演习场是于全最钟情的“实验室”。近年来，他参加重大演习数十次，每次演习中的通信技术问题都成为他攻关的重点。于全提出，把实验室搬上演兵场，让科研的种子直接播撒在部队的沃土中。他和他的团队经过多年艰苦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通信难题，实现了我军通信网络建设的历史性跨越。

耐得住大寂寞才能出大成果

  2000年，“获奖专业户”于全突然“沉寂”了。原来，作为我军某新型通信网项目的总工程师，他上海岛、下边关，几乎跑遍了军兵种一线部队和军地有关科研院所，了解军事需求，掌握通信技术最新动态，明确科研攻关方向。那段时间，为专心致志搞调研，他临时给自己定了“三条规矩”：科研成果不报奖、不写理论专著、不接受媒体采访。

  2002年，他组织的某短波通信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研究所领导建议他申报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但他还是坚持不报奖。这些年，于全和他的团队虽然攻克了一连串的技术难题，但没有一个科研项目报过奖。

  于全说，“耐得住大寂寞，科研创新才能出大成果。”

  在攻克某新型通信网项目的日子里，于全和课题组成员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招待所里封闭攻关。在于全的精心组织和带领下，经过军内外20余家科研院所、上千名技术骨干的艰苦努力，我军某新型通信网终于研制完成，成功保障了我军多次重大联合军事演习。该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于全说，“造装备重要，造就科研团队更重要。”他的同事常说，“在于全手下干，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宽广。” 他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凝聚着每个人，形成了一个能打硬仗的团队。

  2004年初，于全顶住压力，把一个关键课题交给了年仅27岁的汪李峰博士。仅3个月，10多名年轻人就攻克了这一难题。谈起此事，汪李峰说，“这个课题，地方科研院所搞了两年都没有结果，当时我压力也很大，但于总的一句话使我们义无反顾————‘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我去承担责任。＇”

  如今，于全以他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带出了一支凝聚力强、战斗力强的科研团队。他们平均年龄只有32岁，其中有9名博士、11名硕士，每年都要承担10多项国家和军队重点课题，个个都已成为国防通信领域的专家和骨干。